中国近代史学术研究动态
关注学术研究动态，吸纳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更新知识，开拓视野，活跃史学思维，这是一个高中历史教师与学生应该具备的品质。
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形成了以“八大事件”“三次革命高潮”为基本内容的结构体系，这一体系突出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突出了阶级斗争和进步势力的作用。但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它忽视了历史的多样性；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一些新的理论范畴，如现代化理论、国家与社会的理论等引入史学研究，导致研究视角和评价标准的变化；历史学与社会学、政治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交叉，大大扩展了史学研究的内容，社会史、制度史、思想文化史、经济史、军事史、城市史、人口史等方面的研究方兴未艾；区域、社区、阶层、群体、基层组织、乡村社会、民众信仰等新的研究领域不断出现。史学研究的深入，促使很多问题的认识发生新的变化。现以人教版高中历史教材《中国近现代史》为对照，将有关问题介绍如下：
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取向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转换研究视角、更新研究理论、开拓研究方法，中国近代史（1840——1949年）研究的学术园地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运用现代化的视角、理论和方法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的大量涌现。
1、运用现代化的视角、理论和方法作为历史研究的范式或主题，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所接受。有学者指出：“‘现代化’并不排斥‘革命’，但‘革命’显然不能涵盖现代化的全过程。现代化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在于：它拓宽了史学家的视野与史学研究领域，并且将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成果融入史学，进一步实现了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和跨学科的研究，有利于对纷繁复杂的历史过程、历史现象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思考。”
有学者认为，用现代化史观考察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进程，不仅包纳了百年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而且涵盖了像戊戌变法这样的改革运动和其他众多的社会变迁，这就比革命史观广泛的多，也比较接近历史的真实。
更有学者分析到：“如果就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而言，反帝反封建的改革和革命应该包含在现代化进程之中。这是因为，反帝是为了正确国家独立、建立平等的国际关系，以便合理地利用国外资源；反封建是为了争取民主、建立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更好地进行现代化的社会动员。所以，反帝反封建的改革和革命既是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一种重要动力，也为现代化建设解决制度、道路问题，并扫除障碍。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分析改革和革命的现代化意义。”
从“范式”的角度看，“以现代化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必须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综合标志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定位。”“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自己的现代化理论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开始形成。理论的主要基点是：把以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转变为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现代化作为世界历史进程的中心内容是从前现代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或大过渡）。从这个新视角来看，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发生的极为错综复杂的变革都是围绕着从传统向现代过渡这个中心主题进行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大趋势。有了这个中心主题，纲举目张，就不难探索近百年中国巨变和把握中国近现代史的复杂线索。”
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张海鹏先生指出：“近代中国的时代基调是革命，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的处理，区域发展，少数民族问题，阶级斗争的状况，无不或多或少与革命的进程相联系。”
天津市委党校井建斌认为：“近代中国的时代基调是现代化，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的处理，区域发展，少数民族问题，阶级斗争的状况，无不或多或少与现代化的进程相联系。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只能在‘现代化取向’主导下，兼采‘革命史取向’的视角，更多关注阶级斗争的发展与变迁及其对于现代化进程的作用，使‘现代化取向’臻于完善。”
二、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及其发展趋势
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这是从社会性质改变的角度而言的，注重的是社会主要矛盾和国家地位、阶级矛盾的变化。现在，学术界对此问题的认识有所深化。
首先，是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认识问题。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究竟是一个概念，还是两个概念?长期以来，人们都是把它作为一个整体，认为“两半”是不可分割的，并且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只是一个不断沉沦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初，有学者发表文章指出，“两半”具有各自不同的内涵。半殖民地指的是国家地位问题，半封建指的是社会形态。当然，它们在表述近代中国历史时，又是互相联系的。因为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促使中国社会发生变化，资本主义发生，所以，这又是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
其次，就近代社会的发展而言，近代中国表现为两种趋势：从一个完全的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的国家，这是向下沉沦的过程；从一个封建的国家演变为一个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国家，这是向上发展的趋势。这表明人们对近代历史的把握，从仅仅关注阶级斗争转向同时注意社会经济的发展。
近年来，又有学者不断对上述观点进行补充和修正。指出，沉沦和发展不是同时进行的，而是有先后。如果以1840年至1949年这110年的历史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阶段，那么，以 20世纪初(1901年一1915年)为界，前期主要表现为沉沦的过程，后期开始呈现上升趋势。
当人们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把握从仅注意阶级斗争扩大到整个社会、尤其是社会经济的变化以后，进一步引起了对现代化(工业化)与国家独立关系问题的思考与讨论。现在，人们倾向于认为，在近代的特殊条件下，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没有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就不可能完成现代化的任务；反过来，如果不同时进行现代化的改革和努力，也难以实现国家的真正独立。这两个任务是并行的。
三、对太平天国的新评价
太平天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曾是学术研究的热点。人们一般认为，太平天国是反封建的农民战争。太平天国对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打击，有助于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近年来，在研究深入的同时，人们努力对太平天国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上述评价只强调了其打击封建势力和外国势力的一面，是长期以来在阶级斗争史观指导下所形成的“农民造反天然合理”观念的反映。作为发生在近代时期的农民起义，我们更要注重从现代化的角度去重新审视。从这个角度衡量，太平天国建立的政权，沿袭了封建的君主制、等级制；它借用西方基督教的形式并将其中国化，在将其作为号召和发动农民的工具的同时，又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专制政权。太平天国反对清王朝，只不过是要用一个封建王朝去取代另一个封建王朝。太平天国从宗教出发所采取的反孔政策，它所引起的长达十几年的内战，对中国探求现代化的进程都是一个冲击。
四、关于洋务运动的讨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即肯定其在引进先进的机器技术和启动工业化方面的作用。但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深入思考和认识。从中国现代化的角度来看，洋务运动的出现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原因是中国是一个后发外源型的现代化国家，在西方资本主义侵略中国，并使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一部分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已很难出现一个如同西方早期那样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加上当时对民间工商业加以抑制的政策，所以，中国的工业化要从民间起步是非常困难的，只能由官方出面，依靠一部分开明的官僚创办近代机器工业。因为只有他们，才能运用政府的力量筹集资金，引进机器技术。洋务运动启动了中国早期工业化的步伐。
关于洋务企业的性质，过去，曾流行“官僚资本主义”的说法，这也是值得推敲的。首先，“官僚资本”是20世纪40年代产生的政治概念，即将军阀、官僚及国家、机关投资一概称之为官僚资本主义，使用上具有模糊性。我们应以科学的经济概念“国家资本”取代它。其次，无论从经济地位还是从思想意识来看，洋务派并没有脱离官僚士大夫的行列，当时并没有出现一个“官僚资本家”队伍。因此，从当时的资本结构出发来考察洋务企业的属性，洋务企业应是相对于外国资本主义而言的本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的一部分。但是，由于洋务企业中的一部分是官办企业，资金来源于政府；即使是官督商办企业，采取向民间集股方法筹集资金，但企业仍由官方派员管理。所以，洋务企业又是不同于民间私人资本的国家资本主义。
从近代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而言，洋务运动只是第一步。社会的现代化是一个整体过程，经济、政治、文化的变迁是互相关联的。当经济的变革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必然会对政治、文化的变革提出要求。而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体西用”，只想在封建制度的母体上嫁接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官夺商权、任用私人、贪污腐败……这种官商体制阻碍了企业的发展，成为中国现代化中的一大消极因素。
五、中国私人资本主义的产生问题
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也将缓慢地走向资本主义。教材上也是如此说的。这里实际涉及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即资本主义萌芽是否一定都能自然地发展到资本主义?近年来，有学者指出，这实际是一个“假问题”，提出这种假设的原因，是近代中国遭受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后产生的“民族情绪”，试图以此证明中国也不比西方落后。实际上，这一假设的深处，仍然是从西方模式出发的，即认为西方是从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到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按照五种社会形态发展的规律，中国只要有资本主义萌芽，也必然会自发地发展到资本主义。
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但是，各国的发展历程证明，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具体发展道路是不一致的。因为各国的社会历史文化条件不同，影响于历史发展进程的因素不同。任何历史运动都是“合力”作用的结果。从这一历史观出发，我们说，从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到资本主义，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曾总结西欧资本主义发生的条件：地理大发现所造成的新的世界市场的贸易需求促使资本主义摆脱了萌芽状态那种“蜗牛般爬行的速度”；中世纪晚期出现的自治城市和市民等级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基本力量；蒸汽机的发明和机器的运用，资本的原始积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十五、十六世纪的欧洲，就会发生一个疑问：许多国家都发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但为什么只有英国首先成为资本主义的发源地？这说明除了马克思所说的条件外，英国还有一些特有的条件：国家的重商主义政策，宗教改革和新教运动所引起的观念变革，科学技术的发明和运用等等。所以，英国率先进入资本主义，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所谓原创性的工业革命只发生在英国”，其他的欧洲国家是受英国影响后才向资本主义机器工业转变的。
中国虽然早就有资本主义萌芽，但中国不存在享有自治权的城市和与此相联系的市民等级；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工商业很大一部分不是属于商品经济，而是从属于官府需要，官办和官商体制长期存在，制约了市场的培育和商品经济的自由发展；清政府从17世纪中叶后推行“闭关”政策，使资本主义萌芽基本处于与外界隔绝的境地，不可能与世界贸易的需求相接触，从而也无法激发起了解和接受先进科学技术的强烈愿望。这种种条件使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无法摆脱“蜗牛般爬行的速度”。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开始解体，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大部分凋落下去，只有极个别的因采用机器生产(如发昌机器厂)，发展成近代机器工厂。所以说，近代中国的机器工业主要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刺激下，直接移植西方技术和机器设备而建立起来的。
六、对戊戌变法阶级基础和失败原因的探讨
1．中国资产阶级何时形成问题。教材中说：“19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这涉及一个问题：中国资产阶级何时形成?对此，学术界有人提出，戊戌时期，虽然已经有了资本家，但不能说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
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的大多数是从地主、官僚、商人、买办转化而来，因此，他们必然有一个逐渐脱离它的前身而达到具有独立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过渡”过程。这一过程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但在整个19世纪后半期，资产阶级的力量都非常弱小，远远没有达到具有独立政治、经济地位的地步。直至20世纪初，在私人资本主义有了较大发展的条件下，资产阶级成立了商会，有了自己的活动阵地；创办了报刊，表现出要求提高商人地位的强烈的自我意识；并成为20世纪初收回利权运动和反美爱国运动的主导力量。事实证明，到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才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
这里还要破除一个观念：即为了说明戊戌变法的资产阶级性质，就必须说这时资产阶级已经形成。这是一种概念化的思维方法。实际上，世界上许多国家在改革、革命时，资产阶级的力量都很小(如英国)，甚至谈不上已经形成阶级(如日本明治维新)。判断一个运动的性质，并不主要根据阶级的人数，而是根据改革与革命提出的任务、制订的政策代表了怎样的发展方向。所以，虽然戊戌维新运动的领导者主要是一批读书人，但毫不否认他们已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这一运动具有资产阶级性质。
2．失败原因。对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原因，教材从维新派的斗争策略角度分析问题，认为是“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脱离群众，缺乏反帝反封建的勇气”等，这些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做一些比较的话，就会发现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资产阶级力量同样弱小，天皇同样无权，维新派主要也是一批知识分子，但为何取得了成功？这里说明一个道理，维新派力量弱小，会造成变法的困难，但如果这种自上而下的变法采取适当的政策，就可以逐步积累条件，最终取得成功。戊戌维新派的根本问题，在于他们的求变心太切。康有为认为，欧美三百年而成变革，日本效法欧美三十年而养成之，中国应“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之所以产生急躁心理，与中国面临的危亡局势有关。正是在这种急躁心理支配下，在变法措施方面，他们采取了一揽子解决的办法，103天中，发布了二三百条变法上谕，内容涉及各个领域。许多改革没有配套措施。如，改试策论，一下子改了，士人毫无准备，使人心不稳。从政治策略方面来看，当时统治集团中存在着帝党与后党之争，后党掌握实权。从实际情况看，慈禧太后一开始对变法并不是明确反对的，“明定国是”诏书就是经过慈禧的同意才颁布的。慈禧是同意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改革。而维新派则没有充分认识这一形势，反而认为“尊君权之道，非去太后不可”，采取了排斥和孤立太后的策略。这样，随着改革的开展，慈禧认为自己的权力丧失，帝后党矛盾激化。慈禧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而发动了政变，扑灭了变法。
所以，戊戌变法的失败，与维新派的策略失误有直接关系。从这个意义上看，因领导人的策略失误而断定改良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以一次失败就得出一个规律性的结论，在道理上是说不通的。这是在革命史观支配下得出的结论。
七、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学术界都将义和团列入近代史上的三大革命高潮之一，给以很高的评价。20世纪80至90年代，引入了新的参照系：现代化，即把走资本主义道路作为近代中国的主要进步潮流，对义和团的评价有所降低。（对历史的评价，同样涉及一个价值取向的问题。）
实际上，在对义和团进行评价时，有一个问题是始终绕不开的，这就是民族主义。义和团是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发生的，爱国主义是其应有之义，这是无法否定的。
但是，对义和团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是需要进一步分析的。一般来说，爱国主义有其一贯的基本精神一－对祖国的深沉的爱。但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时代内涵，尤其是近代，处于新旧交替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时代赋予爱国主义以新的内容，这就是，爱国主义应与争取国家民族的独立富强结合，应与改造或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新的国家结合。所以，近代的爱国主义应依其内容和表现而加以区分。
同时我们也要注意，爱国主义是一种情感，情感是一种心理活动，而心理活动则具有不规则活动的特点，当缺乏理智时，就会表现出一种“集体无意识”。另外，爱国主义常常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但国家利益常常会被统治阶级或集团所利用，或者把自己集团的利益与国家利益混为一谈，致使爱国主义的面目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爱国主义情感会被利用，以至带来负面效应。
义和团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虽然表现出对外国侵略的反抗，但又反映他们出对清政府缺乏理智的分析，误把国家与清政府混为一谈，以至被清政府所“招抚”，所利用，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下了“奉旨”两字。所以，义和团的爱国主义，虽然也表现出不怕死的反抗精神，但此外衣所掩盖的，则是群体的愚昧。这是一种落后的违背时代潮流的狭隘的“爱国主义”。支撑这种“爱国主义”的，正是长期的“闭关锁国”和自然经济状态下所形成的保守意识、封闭心态。
八、对清末改革的新认识
1．如何认识改良与革命
长期以来，人们都是褒扬革命，贬低改良认为改良只是枝节的改革，是革命的绊脚石，并冠以“保守”“反动”等字眼。这就预先设定了一个标准：革命成了衡量历史进步与否的标准。
实际上，我们如果放眼整个人类历史进程，就会发现，各国历史发展中，既出现过革命，也发生过改良，两种方式都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如果以世界从中世纪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来看，有通过改良走上资本主义的国家(如日本)，也有通过革命确立资本主义的国家(如法国)。一个国家究竟走革命道路还是走改良道路，是由各国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革命与改良本身是没有优劣的。
在中国近代，所谓“改良”，是指在保留君主的前提下进行渐进的改革，最终实现君主立宪；所谓革命，是推翻君主统治，确立民主共和制度。从本质上看，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都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形式；二者的目的都是救国、独立、富强。差别只是实现民主的方式和道道路不同。一个希望通过和平方式，在保留清政府的条件下实现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改造；另一种是要通过暴力推翻清政府，建立新的政权。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是探求民主与富强的两种模式。
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之所以会出现这两种方式和道路，是因为这些倡导者对中国国情的思考和认识不同。革命派强调的是清政府已经腐败，已经成为“洋人的朝廷”；立宪派则强调中国的历史传统，认为中国国民程度不足，难以一下子实现民主共和。他们的认识都有合理的成分，分别道出了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的障碍和困扰。从结果看，立宪派寄希望于清政府，但清政府则对立宪缺乏真正的诚意，最后抛弃了立宪派；革命派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了清王朝，但移植的西方民主制度却受到现实的拖累。这一结果证明了一个事实，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道路是一个长期、艰难的过程。
2．对清末改革的评价
清政府的改革进行了十年。前期，1901年至1905年的改革，一般称为“新政”；1906年开始，进入“预备仿行宪政”阶段，这是一个前后相继和发展的过程。清末改革是在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下，为延续清王朝统治而被迫采取的措施。教材据此称其为“骗局”。
从主观动机来看，清王朝的改革是为了“延续统治”“消弭革命”“永固皇位”，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但也要注意，历史上凡是统治集团自身进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都包含了“维护统治”这点。得到普遍肯定的秦始皇的改革、俄国彼得一世改革、明治天皇改革也是如此。所以，历史评价不能仅依据主观动机，还应从历史发展，看其是否顺应时代潮流，对社会发展的客观作用。
从这个角度看，清末改革确定了二元君主立宪制的改革方向；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宪法大纲，尽管君主仍有很大的权力，但也提出了司法、行政、立法的分立问题；设立了资政院、咨议局，作为成立正式国会的准备；确立了司法独立的原则，筹建各级审判厅；实行府州县、城镇乡地方自治。这些改革尽管很不彻底，但都是对原有的封建专制制度的改造，是中国政治近代化的重要一步。
但改革是失败的。随着改革的进程，各种社会矛盾激化，清政府最终无法避免被推翻的下场。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在统治者自身。因为封建专制国家所依靠的，是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这是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改革意味着对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但既得利益者总是千方百计地要保住自己的权力与地位，成为改革的阻碍力量。在宪政改革中，清朝最高统治者为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采取种种措施集权于中央，集权于满族权贵，集权于皇族。载沣当上摄政王后不仅自己亲任海陆军大元帅，还任命自己的两个兄弟掌管军咨府和海军部，最后又成立了皇族内阁。这些举措不仅受到革命派的反对，而且也招致立宪派的强烈不满，导致矛盾的激化，最后免不了被无情抛弃的结局。
九、关于辛亥革命的两个问题
1．孙中山让位和袁世凯上台问题
教材对此是这样表述的：在外部压力下，“孙中山被迫向袁世凯妥协退让”，即主要从孙中山个人角度分析此问题。然而，任何个人的活动都离不开他所处的那个环境，所以，我们更应从当时的历史环境来认识问题。
从外部因素而言，帝国主义、立宪派都高唱“非袁莫属”，给革命派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但是从革命党方面来看，要袁世凯当总统也是一种普遍的认识。武昌起义后不久，革命党人中就已经有了要袁世凯当总统的舆论，黄兴、宋教仁都有如此表示。革命党的一些报纸表示拥袁，提出的理由是，“当今满汉相峙，袁是汉人”，且有较高的地位，举袁可“速满族之灭亡”，可“杜外人之干涉”。那么，为什么当时革命党人中会形成这种比较普遍的认识?原因首先在于，革命党人是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和理论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走上革命道路的。他们宣传的内容，主要是排满革命。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都把汉族官僚当作可以争取的同道。另一方面，袁世凯在清末直隶总督任上时，就积极推行新政，呼吁立宪，主张成立责任内阁，是以一个有作为的封疆大吏的形象出现的，使人对他产生好感。其次，武昌起义后，西方列强一方面派军舰陈兵武汉长江江面，另一方面表示“严守中立”，鼓吹未来的共和国总统“非袁莫属”。在这种局面下，革命党人担心如果局势不能很快稳定的话，会招致各国列强的干涉，这也是他们拥袁的重要因素。
从袁世凯方面来看，怀抱野心，玩弄权术，是他得以上台的因素，但不是决定性的。正是当时社会各方面都存在着“拥袁”的社会心理，才把袁世凯推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心地位。
2．辛亥革命的成败问题
对辛亥革命的成败问题，学术界向来有两种看法，一种观点强调辛亥革命是在条件并不充分具备的情况下发生的，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是失败的。另一种观点认为，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推进了历史的前进。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考察辛亥革命的成败，应该看是否完成了革命提出的任务。辛亥革命后，在政治上，中国再没有倒退到皇帝专制统治中去，民主始终是一面有号召力的旗帜；经济上资本主义呈现发展的态势；文化思想方面，各种报刊纷纷出现，新式教育进一步发展。所以辛亥革命基本完成了它所提出的任务，是成功的。革命后建立的政权落到袁世凯手中，这一现象只能说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一派在辛亥革命胜利后，在新的政治角逐中遭到失败，是革命派的失败，不能把一场社会革命运动中一派的失败看做是整个运动的失败。
不同的看法，只是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都反映了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现实情况。之所以总是在“成功”“失败”问题上争论不休，在思想方法上的偏颇之处，是将“革命”绝对化。认为革命就是打碎一个旧世界，建立新的世界。实际上，历史上许多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历程已经证明，没有哪一个国家通过一次革命就能迅速解决一切问题的，总是不断地经过反复，逐步战胜封建势力，确立资产阶级国家。革命可以打碎一些旧的东西，但革命决不可能一下子建立起新的世界。革命后仍需要不断通过改革巩固革命成果。所以，单纯从政权转移的角度断定革命的成败是不可取的。
另一方面，一场革命的爆发，绝不是少数几个人所能操纵得了的。影响这一场革命的，既有革命党人长期倡导的武装斗争，也有立宪派人掀起的立宪运动，还有由于清政府自身改革失误所导致的社会矛盾的激化。所以，尽管我们可以说，辛亥革命的条件不够成熟，但我们不能否认，革命的发生自有其不可避免的客观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革命，必然难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以“新”代“旧”的任务。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辛亥革命没有马上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而断言它的失败，只能从革命后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来判断它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虽然出现过军阀专制，但新的经济因素、新的社会力量、新的思想在成长，社会在总体上呈现出向上发展的趋势。辛亥革命促进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
十、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新认识
一般的观点，都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反封建的思想文化运动，肯定它对封建思想的批判，使人们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教材也如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如何认识新文化运动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认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特点是激烈的反传统，“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欲以西方模式来建构中国的新文化。而这种激烈反传统的最大后果，是造成了传统与现代的断裂，从而出现社会价值的失范现象。
在对五四新文化运动重新审视的同时，学术界的目光较多地转向近代提倡保存和发扬传统文化的一批知识分子，如20世纪初的国粹派、五四时期主张东西文化调和的杜亚泉、二三十年代以梁漱溟、冯友兰等人为代表的新儒家等，认为他们提倡、维护、发掘、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主张以中国文化为主体来吸收和改造西方文化，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是有积极的意义的。
上述两种观点涉及如何认识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有成就的，它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价值，提出了人的个性解放问题。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所没有并为现代化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在当时，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采取了过于激愤的态度，其中在思想方法上的重要失误，是将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断然否定传统文化有现代化所需的内容，因而走向了绝对主义。对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
①在任何国家，现代化和传统文化都不是截然对立的。尽管各国的现代化有不同的道路和特点，但现代化都是在传统基础上的现代化。任何现代化新兴事业的建立，都包含着对传统的继承、扬弃、超越、创新。
②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传统又是这个国家、民族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点，是民族精神的根本所在，是不可能也不应该放弃的，但必须分清精华与糟粕。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虽然包含着适应君主专制统治需要的糟粕，但其中又积淀了几千年中华民族的智慧与精神。如，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价值，主张“天人合一”、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等等，这些东西，在今天，都有其意义所在。
Ⅱ中国近代史研究学者及论著简介
{C}1. {C}李剑农(1880-1963年)，湖南邵阳人，少年时代，李剑农在旧式私塾度过，熟读经史古籍。早年深受维新派南学会邵阳分会樊锥的影响，对变法维新表示支持。1904年，入长沙湖南师范史地科专攻史学，并于1906年加入同盟会。1910年春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积极参与中国同盟会的各项政治活动。辛亥军兴，赶回国内响应，并于武昌起义40天后在上海《民国报》上发表《武汉革命始末记》。1912年，与周鲠生等人在汉口创办《民国日报》，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前夕，该报遭黎元洪查封，李剑农也受通缉。在黄兴的帮助下，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旁听并作自由研究，专注政治学与宪法学。1916年回国后，曾参与《中华杂志》、《中华新报》等，但旋即因与进步党人的分歧而于1917年3月自创《太平洋》，并任主编。1922年，湖南省自治政府成立，高票当选省务院长。不久，湖南省宪战争爆发，李剑农成为派系斗争的牺牲品，旋于1924年10月底辞职离任，再未踏入宦海。此后，李剑农热心教育，1925年与彭一湖创办晨光大学。学校停办后，于1927年夏初赴上海，担任太平洋书店编译主任。1928年3月编写出版《中山出世后中国六十年大事记》，系后来《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之始。1930年秋起，受聘于武汉大学，讲授中国近代政治史和中国经济史课程。日军侵华期间，归籍邵阳，因推崇蔡锷而创办松坡中学，并建成松坡图书馆。1950年被聘为中南军政委员会顾问，1954年任全国政协委员，1963年12月14日病逝于武汉。
《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是一本李剑农编制，由商务印书馆在2011年出版的书籍。该书由李剑农成名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及补写的篇章合刊于1942年。在取材与叙事方面颇具特色，长期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为政治学史之经典著作。该书所述，起自鸦片战争，止于北伐战争，将这近百年来中国的政治变化分为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为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这是列强入侵、新思想酝酿的时代，第二个段落为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这是革命势力不断发展、满清王朝最终覆灭的时代，第三个段落为中华民国成立到北伐战争，这是革命势力与清残余的军阀势力斗争的时代。
2. 蒋廷黻(1895～1965年)，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湖南邵阳(今邵东)人，1911年赴美求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任南开大学第一任历史系主任，与梁启超成为南开大学史学的奠基者;1929调入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在任期间改革清华大学历史系，建立起全国一流的史学阵营;1935年受到蒋介石的赏识，弃学从政，任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处长，1945年被任命为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61年任台湾驻美"大使"兼"驻联合国代表";被誉为国民党官员中"最知外交的人";1965年10月9日在纽约去世，享年70岁。
蒋廷黻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长达十余年，搜罗原始材料，采用先进方法，开风气之先，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建立了科学的基础。本书是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经典之作，产生过广泛的影响。蒋廷黻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叙述了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段时间的中国历史，对中国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以学术的形式表达了关切，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称蒋廷黻“执中国近代史研究之牛耳。
{C}3. {C}郭廷以(1904～1975年)，字量宇，河南省舞阳人。1926年国立东南大学历史系毕业。执教于清华大学、河南大学、中央政治学校，升任中央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1949年赴台，任台湾大学教授，台湾师范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55年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筹备处主任，后任近代史所所长。1959年起，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合作，首创口述历史工作，以口述笔记方式，为民国史搜集资料。曾赴夏威夷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讲学及研究，并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客座高级研究员。1975年病逝于美国纽约。毕生致力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与研究，培植大批史学人才，为现代史学著名先驱。
郭廷以教授是一代史学宗师，近代史研究的开山者之一。他治学严谨，成为当今许多台湾史学名家进入近代史学术研究领域的引路人。他的治学方法和学术眼光都很独特，且具有穿透时空的价值。近代化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郭廷以一直重视近代中国的变局，这是因为他重视的问题就是中国的近代化，要了解150多年来中国近代化的成败得失，并对未来中国的方向和前途有所展望，必须对近代中国的变局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厘清问题的关键所在。这个问题正是郭廷以学术生涯中最为关切的问题，也是《近代中国的变局》一书的中心主题。《近代中国的变局》出版不久，很快引起学术界内外的注意。该书被香港新法书院确定为建议高中学生尤其是中学生六七年级阅读之书。同时列入的还有他写的《近代国史纲要》。郭廷以认为，中国在安定的环境中会很快实现近代化。郭廷以对于太平天国政权也有深刻认识，“太平天国的政治是神权专制政治，政制是极端中央集权制”，洪杨革命的最终目的“建立自己的王朝，一切归自己统治支配”，洪秀全“不仅要做中国的真主，还要做万国的真主”。郭廷以在着述立言时，首先从中华民族的整体的历史的角度考虑问题，这在他对边疆史和台湾史研究中特别凸显。
4. 费正清（1907～1991年），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生前历任美国远东协会副主席、亚洲协会主席、历史学会主席、东亚研究理事会主席等重要职务，还曾是美国政府雇员、社会活动家、政策顾问。费正清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长达50年，从他进入牛津直到他1991年去世，他的著作绝大部分都是论述中国问题的。作为美国中国问题研究的主要组织者，费正清还做了很多有益的学术普及工作。他主持编写了有关“东亚文明”“中国问题”的教科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曾经主持编写过一套15卷容量的《剑桥中国史》，中译本为《剑桥晚清史》、《剑桥中华民国史》、《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及《伟大的中国革命》。《剑桥中国史》从1966年开始策划到1991年最后一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付印，为时共25年，每卷都由学科专家执笔，最后由资深编辑总成，向世界介绍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演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堪称为一项有影响的跨国工程。这套书凝聚了费正清的大量心血，他不仅担任主编，而且也是主要的撰稿人之一。自1966年始，他与来自世界各地12个国家的100多位中国研究专家为《剑桥中国史》撰稿，使这部巨著基本上反映了当代西方中国史研究的最高水准。
50至60年代，“冲击—回应”模式在美国和西方相当流行，把持这种历史观的并非费正清一人，但费正清的影响最大，他的近现代中国研究确实始终贯穿了这一模式。“冲击—回应”模式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的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在费正清看来，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在长期以来成功地占据了意识形态上的正统地位，从而使中国社会保持极大的稳定。当近代大量西方人来到中国沿海寻求贸易机会时，这个古老的中华帝国对外部世界表现出惊人的惰性，它闭关自守，排斥一切外来势力。为此，费正清强调，西方的挑战对中国是一种刺激，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进步的机遇。“冲击—回应”模式是一个以西方人价值观来认识东方的研究模式，它假设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动态的近代社会，而中国社会则是一个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传统社会，其缺乏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经过西方的冲击，中国传统社会才有可能摆脱困境，获得发展。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外向型”模式在美国现代中国学界一直占有统治地位，成为一种“学术规范”。直到60年代后期，中国研究领域兴起了一股批判思潮，才有人公开对这一模式提出质疑。费正清部分地纠正了自己对中国历史的观点，承认自己的中国史观并非无懈可击，并在《中国新史》和再版的《美国与中国》中对自己以前的观点进行了修正，承认中国的近代化主要是基于中国自身的内在生命和动力，西方的影响是有限的。
{C}5. {C}陈旭麓(1918～1988年)，湖南省湘乡县(今双峰县)人，初名修禄。陈旭麓是著名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建校元勋之一。陈先生生前还担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现代史学会副理事长、上海中山学社副社长、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交流中心副主席、上海地方史志研究会副会长。著有《初中本国史》、《司马迁的历史观》、《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浮想录》等。其中《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浮想录》被誉为新时期"中国本土史学的标志性文本"。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全书充满了激情而又思辨的论述、勾画出中国近代社会百年的新陈代谢和急遽变革。本书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经典，曾经荣获中国图书匀、上海市优秀图书奖一等奖。直至今日，它仍然是中国近代史领域的最好的导论性著作。本书博大精深，思辨深邃，凝聚了著名史学家陈旭麓先生数十年心血。本书不仅考察了近代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变革，而且考察了城乡基层组织的演变，以及不平等条约激起的社会变化;不仅研究了中国近代社会变化的内部因素，而且寻找出外部冲击引起的社会习尚的改变;不仅论述了政治思想、哲学、文学等方面的变革，而且分析了欧风美雨影响下的社会心态的变化。
{C}6. {C}胡绳（1918～2000年），原名项志逖、笔名蒲韧、卜人、李念青、沈友谷等，中国著名哲学家、近代史专家，祖籍安徽歙县，籍贯是浙江钱塘，出生于江苏苏州。1982年，胡出任中共党史研究室主任，负责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并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5年，胡绳出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1988年起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1998年胡绳卸去中国社科院院长一职。2000年在北京去世。著有《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现实主义当代流变史》、《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童稚集》、《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理性与自由》等。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本书所讲的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前一段，即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义革命以前一段的历史。虽然多年来大家习惯上称这一段的历史为中国近代史，但早已有人建议，把中国近代史规定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一百一十年的历史，而把中国民义革命胜利，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以后，进入社会主义时代的历史称为中国现代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超过三十年的时候，按社会性质来划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看来是更加适当的。这本书没有采用《中国近代史》这样的书名，不但因为避免雷同，而且因为这只是中国近代史前期的历史。
{C}7. {C}唐德刚(1920～2009年)，男，美籍华人学者，历史学家、传记文学家、红学家;1920年生于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西乡山南馆唐老圩，就读于舒城中学。1939年，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历史学系;1943年毕业，获学士学位;1944年，在安徽学院史地系讲授《西洋通史》;1948年，赴美留学，195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1959年获史学博士;后留校任教，并兼任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馆长，负责口述历史计划中国部分;1972年，受聘为纽约市立大学教授、亚洲研究系系主任;曾任纽约文艺协会会长;2009年10月，因肾衰竭卒于美国旧金山佛利蒙家中，享年89岁。
唐德刚在1990年代成形"历史三峡"说，认为中国全部文明史可分为三个阶段，中间经过两次转型。
第一次转型从战国时期到秦汉大一统帝国，大概经过三百年，核心转变见于三个基本制度的变化:一、政治上废封建，立郡县;二、经济上废井田，开阡陌;三、学术思想上由百家争鸣转为独崇儒术。转型完成即创建了农业大帝国的定型。他认为，近代的大动乱是从中华帝国到现代国家的第二次转型。新的中华文明定型也必然有文化─社会─政治体制的三方面的转型:一、政治上化君权为民权;二、经济上化农业经济为工商业经济;三、学术思想上化控制思想为开放思想。他从此演绎出一个综合的文化概念──第一次转型是造成"行同伦"的社会，第二次转型则是行为不再同伦，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多元化的社会。
在《晚清七十年》这本中，由于作者观照历史的角度非同一般的历史学家，也因其极富个性和魅力的语言而在海外有极大影响；也正是因作者的历史观点与一般的历史学家晚清观点大不相同，所以在中国大陆迟迟未得出版。本版为国内首版，全书由“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综论”、“太平天国”、“甲午与戊戌变法”、“义和团与八国联军”、“袁世凯、孙文与辛亥革命”五部分构成，并附有数十幅相关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原始照片，极富历史震撼和可读性。
{C}8. {C}徐中约(1923～2005年)，生于上海，中国近代史研究权威学者。著作严谨，专长中国近代外交史。194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54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历史系主任、荣休教授。学问严谨，著《中国进入国际社会的外交，1858-1888年》(哈佛，1960)《伊犁危机:中俄外交研究，1871-1881年》(牛津，1965)等，翻译了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哈佛，1959)。其经典著作The Rise of Modern China《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由于政治原因在大陆为简洁本，香港中文大学于2005年推出第6版。1971年，由圣巴巴拉分校几百位教授组成的学术评议会遴选徐教授任"研究讲座"(Faculty Research Lecturer)，此乃该校最高的学术荣誉，1998年担任香港中文大学伟伦讲座教授。
《中国近代史:1600至2000，中国的奋斗》自1970年面世后五次修订，销售数十万册，为欧美及东南亚等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权威著作及最畅销的学术教科书，是一本极具深远影响的经典力作。全书自清朝立国起，下迄21世纪，缕述四百年来中国近代社会之巨变。然作者明确指出，这段艰难的历程并非如大多西方汉学家所言，是一段西方因素不断输入而中国仅仅被动回应的历史。作者拈出“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反对外来因素的民族或种族抗争”以及“在新的天地里寻求一条求生之道”三条线索，作为推动近代中国发展的三股最重要动力，并通过对近代中国内部社会动荡的描摹，向世界讲述了“一个古老的儒家帝国经无比艰难，蜕变为一个近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徐中约虽身处欧美学界，想通过本书表达的却是“以中国人的身份对近代中国发展进程的看法”，但这种表达不囿于任何一家学说、一种主义，开出一种折衷调和的历史观。作者以超越意识形态、阶级、党派、种族和文化的眼光，怀抱对各色历史人物的宽容、同情、善意之心，能够公平公正、客观冷静地看待历史事件的发生。并且参考了巨量不同语种的档案文献及研究著述，以跨学科方法写就这部描述近四百年中华民族之挣扎历程的史学巨著。
{C}9. 张海鹏，男，1939年5月生于湖北省汉川县。1964年7月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学系，同年8月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历任实习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198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1994年1月起任所长，2004年7月离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副理事长兼主任、中国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孙中山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义和团研究会会长、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学术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约研究员；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中国近代史》教材编写课题组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兼职特聘教授，河南大学研究生院名誉院长，首都师范大学讲座教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曾任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编着有《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追求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探索》、《中国近代史研究》、《东厂论史录-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评论与思考》、《张海鹏集》，主编《中国近代史1840-1949》、《中葡关系史资料集》、《中国近代史论着目录1979-2000》、《中国近代通史》（十卷本）、《中国历史学30年》等论着和资料集多种，发表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理论方法、中国近代史专题研究和涉及香港、澳门、台湾和中日关系问题的文章百数十篇。
{C}10. {C}张鸣，男，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政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主任。长在中国的"北极"北大荒。做过农工，兽医。初学农业机械，后涉历史，在吃粉笔灰之余，喜欢写点不伦不类的文字，有的被视为学术著作，有《重说中国近代史》、《共和中的帝制》、《武夫治国梦》、《乡土心路八十年》、《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等数种，还有一些算是历史文化随笔，有《直截了当的独白》、《关于两脚羊的故事》、《历史的坏脾气》、《历史的底稿》。
《重说中国近代史》导读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漫长的八十年里，中国摸爬滚打，艰难前行，为何屡屡在看到希望之后，又陷入更深的绝望，走不出不断失败的怪圈?
一场鸦片战争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清廷不得不大量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洋务运动以巨资打造强大的北洋舰队，甲午战争却将中国再次送入惨败的深渊;戊戌变法尝试模仿西方的制度，慈禧的贪权恋栈却令变法戛然而终;义和团在当权者的纵容下"扶清灭洋"，却造成了八国联军的共同侵华;一场被寄予厚望的立宪改革，最终却掀起了改天换地的辛亥革命;革命的热情尚未冷却，袁世凯的复辟却已箭在弦上……
一次又一次的挣扎，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历史规律?中国到底怎样才能走出这个怪圈?
翻开本书，从近代史的深处探寻一切问题的答案，只有冷静地审视过去，才能不在同一个坑里反复折腾、反复跌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