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中国现代史阶段特征说明
1、中国现代史是中国人民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历史时代，从遭受侵略奴役的弱国变为世界政治舞台上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强国的时代。
2、中国现代史是中国社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史：
（1）从探索的方向看：是近代西学的继续，具有模仿性的特点：80年代以前，无论从政治上或经济上大都是模仿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来，模仿西方的经营方式、管理经验。
（2）从探索的历程看：具有曲折性的特点：改革开放以前，革命和建设进程或者被冒进脱离现实地超越，或者为左倾错误不时地中断，使工作重心不正确的转移，以致于经济建设从冒进至中断，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走上正规，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3）从探索的内容看：具有独创性、连续性的特点：三大改造以和平方式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坚持并扩大统一战线，把它发展到爱国统一战线的新阶段；“一国两制”的构想为祖国统一创造条件；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再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Ⅱ中国现代史大事件整理
1949－1956年
政治：追歼残敌，剿匪作战，和平解放西藏，使全国领土基本解放；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950~1953）；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
经济：没收官僚资本,建立；稳定物价,统一财经；合理调整工商业；政府领导人民恢复和发展生产；土地改革；1953年，中共提出“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制定“一五”计划；1953－1956年三大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1953－1957年，“一五”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超额；1954年秋，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制定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文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56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即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贯彻“双百”方针以后的优秀作品。老舍的话剧《茶馆》；郭沫若的历史剧《蔡文姬》；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电影《早春二月》。
1956－1966年
政治：中共八大；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反右倾”斗争。
经济：“大跃进” （一次错误）；人民公社 （一次错误）；1960年冬，党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左”倾错误，提出国民经济八字方针；1962年初，中共召开七千人大会，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领导人自我批评。
1966－1976年
文化大革命 （一次严重错误）
导火线：1965年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
全面发动：1966夏，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发表两个文件
全国动乱：以1967年初的上海“一月夺权”为开端；二月抗争（又被反革命集团称为二月逆流）坚决反对这种行为。
调整整顿：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和邓小平先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进行调整、整顿
走向结束：四五运动奠定群众基础：1976年10月，华国锋、叶剑英粉碎“四人帮” 即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
文革期间国民经济受到严重影响，损失达5000亿元，但社会还是有缓慢发展。
1977－1978年
徘徊中前进的两年
”徘徊”：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继续犯”左”的错误，指导思想没有改变，经济建设急于求成
”前进”：教科文事业面貌一新，国民经济较快恢复，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1978年—今
政治：1984年，六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阐述这一构想的《政府工作报告》；1984年中英两国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997年7月1日，中国正式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1987年中葡签署关于澳门问题联合声明，1999年12月20日，中国正式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1980年后海峡两岸交流日益频繁，但由于台湾内分裂倾向发展和外国反华势力的干涉，严重阻碍了和平统一的进程。
文化：体育事业也在逐步发展；许海峰获得第一块奥运金牌；2008年在北京举办奥运会；2010年广州亚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2014年南京青奥会。
科技：发射神舟系列飞船；北斗全球定位系统组网初步成功；辽宁号航母（第一艘航母）入列系列国产战机服役。
Ⅲ中国现代史学术研究动态
1、新民主主义实践
近年来，学术界对新民主主义实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实践结束的原因问题上。
有的学者认为，由于历史的、现实的原因和认识水平的限制，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本身有待完善和成熟，对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认识的不确定性、主要任务和主要矛盾认识的二元论、转变时间和条件认识的模糊性及对待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前后不一致性，致使我国过早放弃了新民主主义建设实践。这是历史环境的局限性和思想认识的局限性造成的，因此是发展的必然过程。
另有学者指出，在当时的国际背景、国内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以及共产党人的思想认识水平具有局限性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可能就是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与实践，通过实施过渡时期总路线进入社会主义。
一些学者从实践中寻找新民主主义中断的原因，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已构成相对独立的社会发展阶段，并在实践中体现出与一般社会形态不同的特点，即独创性、短暂性、过渡性、不确定性。正是这种实践的特殊性酿成了“突然”的中断。
还有人从实践的角度考察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过程，认为这一旨在为建立社会主义大厦而奠基的社会形态被过早地终结了，新中国未能充分利用新民主主义社会模式的上佳选择是一个历史的遗憾。对新民主主义的肯定不意味着对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改造是历史的必然，但在具体的程序上存在缺点和偏差。
关于具体的实践，有一种学术观点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共产党领导人民为构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新秩序，进行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彻底扫除旧社会的遗毒，采取措施稳定社会秩序，净化社会风气，解决失业问题。这些实践巩固了新政权，丰富了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的思想，而且也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了充分的社会条件。
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看法比较一致，但停留在总体研究上，缺乏细致个案的分析。
2、反右与“大跃进”
学术界在近年对于反右和“大跃进”的研究有一些新的发展，主要还是关注原因和结果，对于毛泽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仍然是研究的重点。
有人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内高层在“过渡时期”的建设方针上就存在不同观点，1956年以后，毛泽东已经感到需要重新树立自己的权威，发动一场群众政治运动是必要的选择，而运动的主体和能量来源就是针对广大群众和知识分子最反感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发动一场“大民主”。
有的学者重点研究整风反右运动，认为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最初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吸取苏联的教训，“扩大民主”，调整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及党外知识分子的关系，克服和纠正中共党内的“三风”。虽然不是为了“引蛇出洞”，但他确有如果出现错误的反动的东西，就必须予以“反驳”和“打击”的思想准备。因此，后来从整风转向反右，并不是毛泽东的“突发奇想”，而是有一定思想基础的。从整风转向反右发生在1957年5月中旬，其根本原因在于，整风鸣放中社会各界对党的缺点错误提出的尖锐批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民主化诉求、民主党派中的活跃分子基于参政的欲望而提出的各种要求，均大大超出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所能接受的限度，促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改变整风的初衷，作出了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要造反”的论断，并下决心开展反右运动。毛泽东在领导运动的过程中，犯了一系列相互联系又相互影响的错误，从而汇合成一个带根本性的错误，造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场悲剧。
一些学者从几个方面论述了反右运动是必然而且必要的。在历史动因方面是毛泽东对资本主义高度警惕的主题态度决定的，在体制上是由于体制运行弊端的解决途径处于两难的境地，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的冲击波对反右运动起了催化作用。反右运动使那些有着“清议”传统的知识分子和五四运动以来自视为革命精英、有塑造舆论和改造社会使命的知识分子及那些知识上独来独往的知识分子在政治威权的打压下开始淡出政治舞台。另一方面，处于主流的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为了不被排除出体制之外，对自己的同事、朋友、亲人攻讦、揭露和落井下石。再一方面，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的主体态度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
还有学者从法理角度分析，认为反右运动扩大化是时代的产物，体现出毛泽东法律意识的淡薄以及当时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状态。
另有一些学者探讨了反右运动对“大跃进”的影响，认为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毛泽东批评“反冒进”，为“大跃进”的全面发动扫除了障碍；二是反右派斗争的胜利进一步助长了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盲目乐观情绪和决策失误，并进一步强化了盛行的群众运动方法和“外行领导内行”的错误观念；三是反右斗争对知识分子的沉重打击，导致了“知识无用论”的抬头，为“大跃进”运动中普遍出现忽视和不尊重科学与客观规律的极端做法埋下了祸根，为唯意志论的张扬提供了条件；四是反右斗争严重抑制了民主，窒息了不同声音的发表，助长了报喜不报忧的虚报浮夸风气的滋长蔓延。
还有学者认为，反右运动是中国现代化创业奠基期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从纵向的历史视野来考察，自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始，现代化的指导思想中“左”的倾向开始抬头，从而在实践中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20年艰难创业的历程；从横向的社会视野来看，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领导力量、根本任务乃至现代化的两翼—民主与科学，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并从根本上影响了整个国家和民族在现代化知行过程中深度与广度的高度统一。
学者们对“大跃进”的诸多方面进行了研究，尤其注意群众与社会的反应。有人分析了“大跃进”中的狂热行为，认为基层社会产生了大量社会地位不一致的人，对“大跃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人指出，“大跃进”时期并没有出现历史上曾经在大饥荒中经常发生的那种严重的社会动荡的原因在于几个方面：社会控制严密，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政策调整比较有效，还找到了一批人来承担责任、平息民愤。也有人分析了不同利益群体在“大跃进”时期公共食堂中的行为，指出在公共食堂问题上，人的良知与欲望的冲突、个人的价值取向特别是利己的价值取向是导致困难时期悲剧发生的重要因素。个人和基层单位在“大跃进”发生过程中都有不同的地位、作用和责任。
有的学者指出，“大跃进”运动不同于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实质上仍是一场生产建设运动。它虽是领导者轻率发动的，但还不是错误发动的，更没有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而是党在前进中犯的错误，是探索中的问题。对“大跃进”运动不应全盘否定，而应该看到其有失有得，只不过是得不偿失。
有的学者则认为，“大跃进”运动因其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的巨大反差而成为一场深刻的历史悲剧，造成悲剧的根源在于：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受到了“政治统帅经济”的干扰，“以苏为鉴”误入回归革命经验的歧途，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为唯意志论所扭曲，赶超战略在积极平衡论的支配下走向极端。
另有学者指出，“大跃进”时期经济体制变革在动力安排上重视了人力资本的价值，却偏颇地把政治运动作为体制改革的主要动力；在改革程序的设计上，无论从改革的经济环境的选择还是对改革路径的依赖，都内含着激情和理性的冲突。
还有人提出，“大跃进”与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虽然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但二者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以发展经济为中心、反对单纯从财政打主意，大搞群众运动等方面有明显的相似与继承之处。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预期的目标不尽相同，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结局。大生产运动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而“大跃进”运动却给国民经济带来巨大损失。
近来，学术界关于反右和“大跃进”问题的研究趋于多角度，思考更深入，但结论仍比较一致。
3、“文化大革命”
近年来学术界对“文化大革命”的讨论注重对毛泽东和群众的心理分析，还关注体制上的弊病。
有人认为，由于毛泽东晚年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三大主义”产生了严重的认识偏差，因此极力主张在中国消灭资本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复辟以及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并力求实现“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主义，这些认识偏差和目标追求，正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
也有人指出，心理需求和满足的矛盾是忧患意识产生的根源。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自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未来美好世界的期盼和追求以及在这些基础上产生的忧患意识，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些学者认为，毛泽东对于理想世界的构想由于受历史和认识的局限，背离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中国的客观实际，但毛泽东却对实现其构想的理想社会充满信心，并付诸实践，结果一再受挫。毛泽东为了实现他的理想不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最终酿成了十年内乱。
还有人认为，毛泽东对“干群关系”的错误解读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诱因之一。建立和谐“干群关系”的理想社会，成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动因之一；毛泽东错误地定性官僚主义并予以打倒，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一般群众的平均主义思想，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毛泽东改善“干群关系”的某些措施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和实践基础。
有的学者认为，阶级斗争理论逐步成为主导政治文化的核心，并通过政治社会化的各种途径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从而在整个政治文化构成要素中占据主导地位，并最终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指导了“文化大革命”的进行。
另有学者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与当时中国的宪法运行机制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法外制度”与“法内制度”的相悖，消解了阻止“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外部屏障，宪法功能的弱化失去了阻止“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最后屏障。他还探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治体制的演变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形成与“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关系，详细考察和论证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政治体制因素。
有的学者则从法制角度探讨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认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滑坡与“左”倾阶级斗争理论及实践形成了恶性循环；社会主义法制不健全导致个人专断和人治现象的产生；党员干部法制意识淡漠则是“文化大革命”爆发的社会基础。
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和诸多特征和内容都可在“大跃进”中窥见端倪。“大跃进”中，以组织、思想为取向的官僚政治的形成，使得政工干部习惯和擅长的群众动员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行为手段，为在文化领域革命中引入群众动员打开了缺口；之后群众动员在经济领域遭到失败，但充斥于“大跃进”中的乐观主义和盲目自信使得中国共产党政治的重心转向经济领域之外，在文化领域发动革命成为可能的选择。由于“大跃进”的失误，党内分歧激化并公开化，而解决分歧的方式也由“文明准则”变为严厉的政治斗争，使得打击党内的“走资派”渐渐提上日程，中国政治日益偏离正常轨道。
另有观点认为，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在政治上坚持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进行了大规模的国内外“反修斗争”，并由此总结出一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反修斗争”强化了新中国成立后一个时期内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终于导致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还有一些观点强调，“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与20世纪60年代我国特定的政治气候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而中苏论战为这种气候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还有学者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扩大化主要是由于集体行动的易感性与自主性之间的交叉作用。集体行动的易感性，使阶级斗争理论能够迅速点燃群众的革命激情；集体行动的自主性，使参与者的责任意识缺位，其欲求渐渐偏离发动者的欲求。
另有人讨论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是否合法的问题，认为，毛泽东通过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全会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在党内具有合法性，中共九大又使“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合法化。
一种观点认为，既定的“政治文化”是“文化大革命”发生并持续十年之久的重要原因之一，它提供了相应的政治主体、社会政治氛围等一系列必要条件。既定政治文化的形成及其对“文化大革命”的支持与推动作用是以政治社会化为前提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以政治权力对社会的全方位控制为前提，政治体制、大众传媒与社会舆论、特定的政治符号、学校教育、家庭等政治社会化途径充当了放大上层政治文化、扭曲大众政治文化的作用，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迅速地强化、积淀于人们的内心和政治意识结构之中，塑造出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畸形政治文化。
另一种观点指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将其“教育革命”与“文化大革命”结合起来，由此导致了大中专院校经历从停课到复课的过程，反映了毛泽东的一种良好愿望，但失控的“文化大革命”使其想法不能实现，甚至走向了反面。
有的学者指出，在“文化大革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是深厚的感情纽带、克制和理解的精神、国家利益的准则和对社会主义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念，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联系在一起。民主党派虽然受到严重冲击，但是仍主要以克制的态度对待“文化大革命”，而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认识与态度表示理解，并在毛泽东的关怀指导下，在周恩来的具体组织下，尽量保护民主党派，支持他们从事专业工作，为尽早恢复民主党派的活动创造了条件。
近年来学术界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运用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研究的角度更丰富，内容更充实。
4、改革开放的中国
近年来，关于改革开放的研究仍是当代中国史的重点，而且由于与当前的关系密切，这也是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领域。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学者们力图总结过去的经验，为现在和未来提供启示。
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国际地位得到显著提高，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从一个地区性大国逐渐变成一个新兴的世界大国，二是中国已从主流国际体系的外部走向内部，三是中国正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心。
有的学者认为，推动中国经济结构不断演进的主要动力来自三个方面：区域结构的变化，城乡结构的剧烈变化，收入和消费结构的剧烈变化。因此，中国经济30年来一直处于不断调整的状态。
还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大致上经历了两个阶段，实行了两种不同的战略：一个是充分利用国内资源来争夺和占领国际市场的阶段；一个是整合国际资源来开发国内市场的阶段。
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主导政治文化的形成、政治文化合法性的变迁、政治文化的世俗化、政治文化的分化等几方面。政治文化的重构与变迁，既是执政党政策选择在社会成员中产生的政治效应，又为执政党新的政策选择提供着更多的政治信息。
还有人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意识形态处于从未有过的快速变化与发展之中，这实际上反映了国家意识形态的转型，即从传统的革命型意识形态向发展型意识形态转变，再向更高层次的具有终极与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发展。其背后的深层动因是执政党在努力寻求特定支持与散布性支持的动态平衡，以获得新时期的合法性，减轻政治系统压力，维持政治系统的正常运转与发展。
有的学者谈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历史启示，认为应从利益角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发展的基本规律。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经历了三个重要历史时期，产生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战略思想，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它们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它们的根本动力在于人民群众利益需求的发展变迁。
还有学者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是一种价值观范型的转换，即从以伦理道德及其理想人格为中心的价值观，向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的转换。这一价值观范型的转换在总体上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另有学者论证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价值观变迁的基本特征和主要原因。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发生的变迁具有两个最明显的特征，即社会主流价值观发生了一定变化，一元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整体价值观与个体价值观、理想价值观与世俗价值观、精神价值观与物质价值观各自形成了一种张力关系。这些变化与社会结构的变迁和经济体制的转轨、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开放和文化碰撞以及主体意识的觉醒等密切相关。
也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根本原因在于以市场化改革为基础的全方位改革，主要表现在组织结构、阶级阶层结构和社会主体价值观念结构等方面。社会结构的变迁使社会的“离心”倾向明显，组织形式更加松散和复杂；社会主体利益多元化、差异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利益结构日趋失衡，利益关系日趋紧张；公共道德与信任关系受到冲击，传统的观念认同出现危机。
有的学者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若干特征，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特征主要表现在：社会阶层构成由“同质”向“异质”转变；社会阶层流动由“封闭”向“开放”转变；社会阶层认同由“他者”向“自我”转变；社会基层利益由“抽象”向“具体”转变。
另有学者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迁移的状况和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研究，认为没有人口迁移，就没有工业化和城市化。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省际人口迁移实现了劳动力从农村迁向城市、由农业转向非农业的优化配置，从而推动了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区域经济的发展。
关于农村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重点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发展受到学者的密切关注。
有的学者对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社会转型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农村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市场在农业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农民收入结构和增长来源发生显著变化，农村人口流动性越来越强，农村人口增长出现“三低”，农村老龄化程度严重，农村处于快速社会分化阶段，国家与农民间的“汲取型”关系被打破，国家对农民实现了由“取”向“予”的转折。但中国三农领域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城乡收入差距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逐步扩大，城乡居民在享受公共服务方面存在过大差距，农村社会安全网建设滞后，农民土地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投入不足，城乡分隔管理制度改革严重滞后。
还有学者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分析论证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区的精神文化变迁问题，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带动农村社区精神文化出现了以下变迁：“法治”文化正逐步取代原有的“礼治”文化，成为约束农村社区社会关系的主导秩序准则；积极流动、开放进取的市场意识正逐步取代原有的安土重迁、封闭保守的小农意识而成为广大农民的主流思想意识；“义利并重”甚至“偏利淡义”的价值观正在逐步取代原有“重义轻利”的价值观成为广大农民的主导价值观念；科学、进步、理性的生活方式正逐步取代原有愚昧、落后、感性的生活方式而成为广大农民的主流生活方式。
Ⅳ中国现代史研究学者及论著简介
{C}1. {C}{C}胡绳（1918～2000年），原名项志逖、笔名蒲韧、卜人、李念青、沈友谷等，中国著名哲学
家、近代史专家，祖籍安徽歙县，籍贯是浙江钱塘，出生于江苏苏州。1982年，胡出任中共党史研究室主任，负责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并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5年，胡绳出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1988年起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1998年胡绳卸去中国社科院院长一职。2000年在北京去世。著有《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现实主义当代流变史》、《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童稚集》、《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理性与自由》等。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根据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决定，为纪念党的成立七十周年而撰写的。由胡绳主编，并请中共中央宣传部龚育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金冲及、国务院研究室王梦奎参加工作。1991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议并批准了本书的出版。本书共有“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在大革命的洪流中”、“掀起土地革命的风暴”、“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夺取民主革命的全国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等九章内容。全书最后的结束语，对党成立以来70年的历史特别是建国后42年的历史，作了简要总结，指出成就是主要的，前景是光明的，特别是对如何看待错误的问题作了论述。本书严肃、客观、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七十年中所走过的历史道路和所取得的经验教训，是1990年代党史研究的最重要成果。胡乔木曾评价该书“夹叙夹议，有质有文，陈言大去，新意迭见，很少沉闷之感”。
2. 金冲及，上海青浦人。1930年12月生，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顾问。现任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参加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书的编写。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共同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陈云传》、《李富春传》。著有《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孙中山和辛亥革命》、《二十世纪中国的崛起》、《二十世纪中国史纲》、《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五十年变迁》、《金冲及自选集》等，合著《辛亥革命史稿》（四卷本）、《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论清末的立宪运动》等。发表有关学术论文百余篇。
3. 沈志华，男，1950年出生，著名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 沈志华还担任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中国史学会理事、香港中文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兼职研究员、香港大学名誉研究员。
4. 施坚雅（G.WilliamSkinner，1925-2008），1925年2月14日出生于美国加州奥克兰，1954
年于美国康奈尔大学获人类学博士学位，先后任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助教、康奈尔大学人类学副教授、教授，1965年起任斯坦福大学人类学教授，1990年起任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人类学教授。1950年至1951年到中国四川考察，1977年考察中国城市市场。1980年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1983年至1984年任美国亚洲学会会长，1987年至1989年任斯坦福大学巴巴拉·布朗宁人文科学教授。作品中译本有《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版），并发表大量研究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社会科学研究、农村和农民、人口、民族、海外华人的论文。
学术界所谓的施坚雅模式，是指由施坚雅发明的，用以解剖中国区域社会结构与变迁的分析模式。一般认为，该模式包括了农村市场结构与宏观区域理论两部分，前者用以分析中国乡村社会，后者用以分析中国城市化问题。施坚雅模式虽然建立于1948年以前的传统中国社会，但是，这一模式即使在1949年之后，也依然适用。施坚雅认为，过去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几乎都是把注意力集中于自然村落，这一观点歪曲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实际，如果说农民是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区域社会中，那么，这个社会不是村庄，而是基层市场社区。施坚雅要论证的是，农民的社会交往区域，其边界不是他所居住的村庄，而是他周期性赴会的农村集市。“身穿长袍的地主可能只对他喜欢的几个人点头招呼，但他认识在赶集的路上遇见的所有人，并且在他脑子里，似乎装有每个人的完整档案。”
在每一个农村的基层市场，“无论是接生婆、裁缝，还是雇工，大部分都能在体系内找到”，这意味着每个农村集市所覆盖的区域，结成了一个稳定的关系网络。农民常常在市场社区内缔结姻亲关系、在市场社区内组织各种互助会，他们对体系外的家庭缺乏了解，害怕与体系外的家庭发生人事和经济关系。基层市场所覆盖的区域，就是他们的生活空间和文化空间。
联结各基层市场与中间市场之间物资流通和信息流通的，正是那些按照错开的集期，依次游走于各基层市场的小商小贩，他们把中间市场的物资带到各基层市场，又把各基层市场的产品交换到中间市场，他们既是商人，也是信息传递者。
{C}5. {C}费正清（1907～1991年），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
家，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生前历任美国远东协会副主席、亚洲协会主席、历史学会主席、东亚研究理事会主席等重要职务，还曾是美国政府雇员、社会活动家、政策顾问。费正清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长达50年，从他进入牛津直到他1991年去世，他的著作绝大部分都是论述中国问题的。作为美国中国问题研究的主要组织者，费正清还做了很多有益的学术普及工作。他主持编写了有关“东亚文明”“中国问题”的教科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曾经主持编写过一套15卷容量的《剑桥中国史》，中译本为《剑桥晚清史》、《剑桥中华民国史》、《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及《伟大的中国革命》。《剑桥中国史》从1966年开始策划到1991年最后一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付印，为时共25年，每卷都由学科专家执笔，最后由资深编辑总成，向世界介绍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演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堪称为一项有影响的跨国工程。这套书凝聚了费正清的大量心血，他不仅担任主编，而且也是主要的撰稿人之一。自1966年始，他与来自世界各地12个国家的100多位中国研究专家为《剑桥中国史》撰稿，使这部巨著基本上反映了当代西方中国史研究的最高水准。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包括《剑桥中国史》第十四卷《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和第十五卷《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是由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资深专家、哈佛大学的费正清(J.K.Fairbank约翰·金·费尔班克）教授和西方著名的研究中“文化大革命”史的专家、另一位哈佛大学教授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的，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有相当权威性的代表作。正如费正清本人在《总编辑序》中所说：“在英语世界中，剑桥历史丛书自本世纪起已为多卷本的历史著作树立了样板。”而本书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的中文译者更直截了当地认为，这部书，“在一定程度了上代表了西方中国史研究的水平和动向，在国际学术界有一定影响”。
第十四卷描述了1949—196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努力解决中国当代问题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及遇到的挫折。其第一编主要记录了新政权以苏联发展模式运用于中国的尝试，第二编概括了其后期间中国领导人为更快更好地解决中国问题而寻求本国发展模式的努力。本卷的第一编都分析了政治、经济、教育、党与知识分子、外交五个方面的关键问题及发展状况。本卷撰写人皆为研究这一时期的国外专家，他们向读者展示了所有这些方面的相互关系，并揭示出这些相关因素如何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提供了准备。
第十五卷论述了1966—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进程，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以及由此产生的深远影响作了深入、审慎的探访；对毛泽东以后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和中国经济的巨大变化作了重点论述；对国民党在台湾省的统治作了分析，同时对整个这一时期中国政治、经济、外交、教育、文艺及知识分子问题等也分别予以研究和考察。本书作者皆为西方的中国现代史专家，代表了西方的研究水平和学术观点，具有较高参考价值。
{C}6. {C}{C}秦晖（1953年12月－），广西龙胜人，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是当代中国有影响的公共知识
分子之一。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秦晖1981年毕业于兰州大学，获历史学硕士，是文革之后首批毕业的硕士研究生。他是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客座研究员，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农民史研究会理事，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特邀研究员。1992年曾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秦晖曾是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领域纵跨农民史、经济史、政治史与公益史等，著作有《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中西公益史比较研究》《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等。主要研究方向：经济-社会史、农民问题、社会转型与经济转轨问题、近代以来的“问题与主义”、传统社会－思想的重新认识、改革与现代化比较研究，等等。如《"离土不离乡"：中国现代化的独特模式？--也谈"乡土中国重建"问题》，《东方》，1994年第1期；《农民流动：良性循环与恶性循环》，载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90年代的农村与农民》文集，1998年；《农民问题：什么"农民"？什么"问题"？》，《方法》，1998年第10期，《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7、资中筠，湖南耒阳人，中共党员、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原所长、博士生导师；兼任国际友人研究会常务理事，太平洋学会常务理事。专业方向为国际政治、美国研究。专业之外旁涉中西历史文化，关注中国现代化问题，撰有大量随笔、杂文，并翻译英法文学著作多种。她多次出访并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在国内主持过若干大中型国际研讨会，在组织中国的美国学和中美关系史的研究以及参加和促进中美学术交流方面辛勤工作二十多年，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
《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年6月）
《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3月）
《20世纪的美国》（三联书店，2007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资中筠集》（学术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7月）
《启蒙与中国社会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