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编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下第六单元将两篇中外“变形”题材的小说合二为一，用以引导学生进行比较阅读：蒲松龄的《促织》和奥地利卡夫卡的《变形记》，叙述的都是人化为虫的故事，但因叙事手法不同，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变形”而生的艺术张力，体现出同中有异的艺术风格。
《促织》运用了传统的情节叙事的手法，主要通过人物的外在行动和遭遇展开情节，体现了传统文学的特点：以情节为主要内容，以情节的跌宕起伏打动读者，塑造人物形象，批判社会现实。“魂化促织”继承了中国志怪小说的手法，渲染神秘色彩，增强情节的吸引力，小说在神话与大团圆结局的包装下折射现实悲剧。
《变形记》中格里高尔变为大甲虫，外在行动几乎停滞，更有利于发掘人物内心，展现其丰富的心理活动，体现“人的异化”的悲剧。小说运用现代心理叙述的手法，展现人物内在意识和潜意识、下意识等活动，深刻揭示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表现外在世界与内在世界交织的矛盾关系。
本文从故事情节、悲剧意蕴、审美心理和创作意图四个角度，比较分析两篇小说分别采用情节叙事和心理叙事为主的叙事手法而形成的不一样的艺术张力。
一、不同的情节和吸引力
《促织》因为采用传统的情节叙事手法，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命运的展现、作品主旨的实现，都要通过情节的跌宕起伏来实现；而且《促织》还继承了中国志怪小说的手法，用占卜、化魂等情节，渲染了神秘色彩，故事情节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读者在起伏变化的情节面前，欲罢不能，必欲一探究竟。在《促织》一文中，情节叙事的巨大艺术张力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事件之间的跌宕起伏；一是事件内部的紧张悬疑。
《促织》的故事情节，大致包括“征促织、捕促织、卜促织、得促织、失促织、再得虫、斗促织、献促织、议促织”等事件，事件间形成大起伏，有张弛的特点。这种因果相袭、逻辑连贯的情节设置，使得读者在阅读中，步步揪心，节节动情。其中至少有三次情节突转：成名因寻促织不得“惟思自尽”，女巫出场让成名得到中意促织，情节一转；儿子失手毙虫，被母亲吓唬而坠井，成名悲不自胜，情节二转；儿子魂化促织，虽其貌不扬，却特别善斗，各方面十分出色，情节三转。情节叙事的优势，使得成名能在极短时间内，经历绝处逢生、横生意外、喜出望外等三次巨大的心情起伏。
整个故事情节安排已使读者悲喜不由己，而每一个事件内部的波澜起伏，也让读者紧张焦虑不能自持。如“得促织”一节，读者随成名一起经历希望与失望的交织迭变。成名获得女巫启示后，先是根据画想到可能是村东大佛阁，读者会有担心，他猜得是否正确；多番搜求后“心目耳力俱穷”，却“绝无踪响”，不免随着成名而绝望；绝望之际，“癞头蟆”出现，与图示一致，读者自然精神为之一振，继而担心最终能否捉到；等追到促织，虫却“入石穴中”，经过“尖草”“筒水”等多种办法之后，终于得促织，且“巨身修尾，青项金翅”。于此，读者定会长吁一口气，悬在心口的巨石终于落地。
《促织》就是这样用情节叙事挑拨读者，使读者心理、情绪与小说人物同振共鸣。《变形记》则弱化情节叙事，而将格里高尔的心理活动如外科手术一样直接呈现在读者眼前，给读者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引发情感震撼。因为主人公格里高尔变成了甲壳虫，身体、生理等已经具有“虫”的属性，不能像“人”一样说话、走路、吃饭、工作等，已经无法参与“人”的社会活动，只能每天呆在房间里，人物的外在行动和工作、生活的遭遇基本停止。但格里高尔却保持了“人”的思想感情，心理叙事成了塑造形象和推动情节发展的最重要的手段。自己境况的巨大改变，家人对他态度的巨大改变，几乎全都投射到格里高尔的思想和心理上，也由心理活动表现出来。因此，心理叙事偏向于人物内在的意识和潜意识、下意识，文章更多地呈现大段的心理描写，自然减弱了小说在故事情节上的吸引力，这种写法并不适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和审美期待，也不适合现代人的阅读心理。而正因为《变形记》的故事情节自然单一，才让心理叙事得以充分发挥其艺术张力，将“人变甲虫”的悲剧意义触目惊心地显示在人们面前。
二、不同的悲剧和意蕴
叙事方式的不同，使得作品的悲剧意蕴也有明显的差异。人变虫，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发生，但在《促织》与《变形记》中，作者用荒诞的手法、夸张的修辞使之得以实现。人在现实社会的压迫与逼仄中变成了虫，这是人们不能接受的悲剧。
《促织》采用情节叙事，依情节发展的需要而采用荒诞手法，而且作品采用了“全知视角”和“限知视角”自由切换的方法，让人化魂为虫，再让虫变为人，情节推进不受影响。一个人被逼迫变成虫来自救的悲剧故事，因情节叙事的自由便利，写成了喜剧结尾。小说是以皇帝高兴，县宰、抚军受赏，成子苏醒，成名“裘马过世家”的大团圆为结尾，但成名儿子“自言化身促织”的交代，告诉我们以上种种美好结局，不过是因成名儿子的牺牲所带来的。成名一家因虫陷入困顿、儿子死后成名依旧心系促织而致亲情让位；儿子因虫而自杀、儿子自愿变成促织，社会的黑暗使得成名一家经历了两次“否定”：父亲“惟思自尽”、儿子投井自杀是“人的否定”，父亲重虫轻儿子、儿子主动化魂为虫是“自我否定”。
《促织》这种主动变成虫、虫形虫心、悲剧开头喜剧结尾的悲喜变化，表面上稀释了悲剧性，但正是这种表层喜剧和深层悲剧的反差，引发读者去探索、去分析、去思考，从而更加接近作者的“批判”创作意图，悲剧意蕴反而层次丰富，耐人寻味。
《变形记》的第一句话就是：“一天清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烦躁不安的睡梦中醒来时，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大得吓人的甲壳虫。”荒诞情节成了前提，在这个既荒诞又真切的事实基础上，故事情节往后推进。格里高尔变成了一只甲壳虫，但他是虫形人心，保留了人的正常思维和感情，背着甲壳虫的外形，心里想的还是赶紧起床上班、还清父母的欠债、不能丢了工作……作者将格里高尔在克服变形带来的痛苦、坚守人性和自我责任的过程中遭受的心理煎熬，通过心理描写呈现在读者面前，冷峻客观、真实残忍，使悲剧意蕴更表面化、更直接，给读者的视觉冲击力更强，在读者心理上形成的感染力更大。这种采用格里高尔的眼光进行的心理叙事, 除了让读者感受到格里高尔的切肤之痛以外, 也给读者造成了悬念。在格里高尔眼光的局限下, 读者和格里高尔共同经历了“变形”的过程, 也和格里高尔一起体验了焦虑、困惑、无奈、绝望的心路历程以及被家人鄙视唾弃的内心痛苦, 但在结果没有到来之前, 谁也无法预知格里高尔下一刻的命运, 这就吸引读者始终保持高度紧张的姿态继续阅读下去。
三、不同的审美感受
《促织》与《变形记》都写了人化为虫的故事，通过虚构的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来反映社会生活，描摹人情世态，两篇小说的主要叙事方式与背后深厚的审美心理互为因果，有效地实现了小说艺术张力的最大化。《促织》结尾以喜剧结束，运用浪漫主义笔法，写成名之子幻化的促织勇敢善斗并因此给家人带来荣华富贵，这种手法体现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特点，“受我国古代‘天道轮回’‘物不可以终难’的哲学思想的影响”，也受到佛教的善恶有报的因果报应思想的影响，满足了中国人的“大团圆”的审美心理。它其实是以牺牲人的尊严为代价的，这样以喜衬悲，更见其悲。正是这种带有美好愿望的心理需要，使文学作品往往在情节发展的关键时刻陡然出现逆转；而情节叙事支撑了这种情节陡然逆转需求，使本来是悲剧故事的发展趋势向“大团圆”的结局发展，从而收到出人意料的审美效果。《变形记》结尾以悲剧结束，表现了西方的艺术特征和审美心理特点。西方注重自然真实、注重科学分析，将社会现实的真相刻画出来，让人受到悲剧冲击，获得“崇高美”的艺术享受。西学求真，面对个人反抗社会，即使主人公的追求符合“历史的必然要求”，但在当时的现实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其结局是“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基于此，在注重分析、思辨的西方人思维模式下，卡夫卡让格里高尔一直处在极为清醒的心理状态中，独自面对和承受“虫形人心”的所有苦难、悲伤、绝望，最终毫无悬念地走向死亡。
四、相同的创作意图
《促织》和《变形记》两文的荒诞性都体现在变形上，荒诞性首先表现在人变虫这一非理性的情节上，二者都是从外形到习性都变成了虫。在《促织》中，情节由两部分构成：前半部分是常规虚构；从成名儿子魂化促织起后半部分是荒诞虚构，情节大开大合，但人化为虫只是情节的一部分。而《变形记》人化为虫却是情节的全部，构思上更加大胆，创新显著，荒诞特点更鲜明。和《促织》相比，《变形记》除了描写虫的形貌和动作外，还侧重描写格里高尔仍保留下来的思想和情感，其心理细腻、丰富、生动、畅达，有极强的穿透力，是现代派作品心理叙事的重要特点。现代主义的心理叙事极大丰富了文学创作的艺术手法，也开拓了新的创作领域，现代主义的心理叙事并不是对经典创作情节叙事的全盘否定，二者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在创作意图、作品的价值取向方面，《促织》和《变形记》异曲同工，都批判了黑暗的社会现实对人性的压迫与扭曲。
（文章来源：《中学语文教学参考·下旬》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