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马得清
江西省抚州市临川二中高三年级一位姓孙的班主任在办公室备课时被学生杀害。犯罪嫌疑人雷某潜逃至上海浦东后向警方自首。18日，负责审讯雷某案件的抚州市公安局临川分局刑侦大队玉茗中队队长周磊接受了“中国网事”记者采访，转述了雷某对被害人孙老师和对同学们的忏悔之意。归案后，雷某曾问过周磊，自己会被判多少年，等他坐完牢还能否去当兵？（摘自9月19日新华网）
实事求是地说，临川二中弑师案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反思，有的反思班主任的工作方式和方法，有的谴责弑师者的丧失理性，有的在反思应试教育以高考升学率评价学校的偏狭，等等，总之，不管怎么说，临安二中弑师案的确为教育管理敲响了警钟。
但愿雷某的忏悔会给更多的未成年人带来反思。然而，杀了人还想着有朝一日去当兵，这样的思维逻辑实在还是叫人感到意外。但是，仔细想一想，意外之后，笔者不再感到意外，因为，一个高三学生的思维如此，不能说是无知的幼稚，而只能说是人文素养和责任意识淡薄到了令人可怕的程度。
这究竟是谁之过？谴责未成年人雷某是有必要的，反思学校的管理方式也是有必要的。但是除此之外，我们反思的还应该更多一些。笔者以为，这个个案不是一个简单的个案。
在笔者看来，教育的本质无疑就是培养人全面成长的活动。从这一思考点出发，无论是教育管理者还是具体实施教育活动的教师，就必须回答教育到底该如何培养人全面成长这一基本问题，也必须回答我们究竟该用什么方式检测培养人全面成长的效果这一基本问题。综合起来说，这两个基本问题可以说就是教育管理和教育实施需要回答的最基础的问题，因为这样的问题其实就是我们赖以研究教育管理制度和具体实施教育活动过程的思考起点。
我们知道，培养人全面成长的载体是课程。而课程标准就是衡量教育质量的基本依据，因此，课程目标是培养人最核心的部分。课程目标落实在课堂里就是具体的教学目标。现代教学研究认为，教学目标在培养人的活动中占据的地位日益重要，可以说就是全部教学活动的依据。2001年6月，教育部印发的课改刚要则明确提出，“国家对不同阶段的学生在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进行培养的课程总目标。这些总目标（即我们常说的三维目标），具体要落实在不同学科的教学目标之中。
由此可见，如何培养人全面成长的答案就是：国家通过课程的三维目标和具体的教学目标培养学生全面成长。这是完全正确的。
然而，当我们回答用什么方式检测培养人全面成长的效果这一基本问题时，就会发现，与全面成长相应的全面检测却出现了众所周知的问题——课程目标和教学目标的实施偏离了全面发展的国家规定目标——语数外理化生政史地音体美等全面育人的完整课程体系出现了人为的畸形化——学生、教师、家长、学校只重视中考高考统考课程，且将课程目标定位在分数竞争上，学科教学目标实施也演变成了为分数竞争服务的题海战，演变为竞争性考试。
竞争性考试的核心就是追求单一的考试成绩。学生、教师、家长、学校对统考课程的重视程度也因此变得前所未有，其具体现象就是校内校外补课不止，就是让学生花大量精力反反复复做试卷。大家不这样做绝对不行，因为按照高考录取办法，一分之差就会决定考生的命运。于是，考试成绩就成了学生和家长最终追求的直接目标，所以升学率就成了教师和学校最终追求的直接目标。试想，当学生、家长、教师、学校都把中高考考试成绩当做直接目标的时候，我们的课程目标和教学目标还怎么起到全面育人的综合作用？有人说，在这样的教育环境里，学习主体变成了考试机器，同时也变成了学校获得政绩的工具。
所以，毋庸讳言，国家全面育人的课程标准和教学目标是正确的，但是，最终以单一的升学率检测教育教学效果的评价方式却直接导致课程目标和教学目标实施行为的偏离和趋向逼仄，从而严重危害了国家课程目标和学校教学目标的正常实施。在这样的畸形化过程中，发挥育人作用的课程三维目标自然就变了味道，“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的培养凸显在教学的各个环节，因为这两者与考试分数关系最为密切，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培养则被严重忽视。忽视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培养的结果就是人文素养和责任意识的降低，这种降低带来的教育恶果之一就是一些受教育者的理性丧失。前几年发生的马加爵杀人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今，临安二中雷某弑师案也成了一个典型的例子。马加爵对同学痛下杀手，雷某对自己的老师残酷无情。这两起典型案件，足以说明教育培养人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是何等重要。
至此，单一追求考试分数的应试教育的硬伤不是显而易见吗？那么，改变又从何做起呢？破除应试教育的弊端，改革高考单一的分数评价制度，让高考成为多元评价教育教学效果的科学化综合化的工具，应该就是我们努力的基本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