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掷地有声》搜狐教育名家沙龙联合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邀请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前副校长谢维和,华裔科学家、美国贝尔实验室院士毕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执行秘书长苗绿,对话诺奖与中国教育。
本文为搜狐教育独家原创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违者必究!
图为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前副校长、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谢维和。
主持人:从屠呦呦女士获诺贝尔奖是否能说明我们的人才的培养机制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谢维和:屠呦呦教授能够拿这个奖应该说是一件非常值得庆幸的事,对中国高等教育界也是一个非常鼓舞人心的事,这也能说明我们中国的人才培养机制也能培养出世界一流的人才。屠呦呦从60年代开始能够坚持下来,在国家的支持下,凭借她自己的执着和大家的共同努力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我们的人才培养机制还是有自己的优势,也能够培养世界一流的科学家的。
主持人:您能否从高校管理、高校科研体制等方面谈谈?
谢维和:屠呦呦女士获得这个奖对高校的改革发展会是一个很好的激励,同时我也相信未来中国科学家都会陆续在诺贝尔奖上崭露头角。从我所接触到的清华的科研学者们来看,他们的一些科研成果在国际上已获得了公认的评价,我认为他们将来有很大的潜力角逐诺贝尔奖。这一点我是确信无疑的。
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信心?首先我们的科学家包括中国的经济、科技、文化逐渐走向世界,让越来越多的国际上的科学家了解中国的科研,有了更多的交流和学习切磋,这点非常重要。其次,这些年我们越来越多注重技术研究,诺贝尔奖是非常关注基础研究的。
当然了我们也确实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也有一些不是太理想的条件。比如说我们在观念上,中国做学问历来强调“学以致用”,这个应该说不是什么大坏事,学习东西当然要有用,但是如果过分的强调“用”,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影响人们在对一些基础理论上的探索。实际上在做学问是有两条轨迹,一条叫“学以致用”,另外一条叫“学以求真”。诺贝尔奖其实更偏向于“学以求真”这样的方向。中国有四大发明,这些都是技术上的发明,但是我们却没有像阿基米德定理这样一些公理上的突破,为什么?很大程度上跟我们的传统有关,跟过分的强调“学以致用”而轻视了“学以求真”的学风有关。
但现在这样的现实也在逐步改变,包括我们对一些基础学科的重视。拿清华来说,我们越来越重视科学基础研究,观念也在调整。我最近在清华校报《新清华》上我用笔名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园子里要有些这样的人》。我认为我们不要老是讲学霸,我们能不能多点“学痴”呢?这种人就很多已经奉为经典的东西都要问个“为什么”,其实这种人就是我们大学里要倡导的。
主持人:中国的教育要国际化,中国的科学研究也要国际化,大家关心的就是怎么做,您是研究者又是管理者,从您的角度看应该怎么样?
谢维和:中国目前国际化特别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战略要有一个历史的眼光。几年前我在牛津商业学院给中国留学生做过一次报告,讲中国对留学生的政策和国际化,我曾经讲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在过去八十年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或科学研究国际化更多是向别人学习,那么现在不光是参与了,而是一种共生,在共同建立的某些规则和探索上成为伙伴了。
而且大家如果注意“985”工程和我们中央深改主题“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的提法,你会发现非常有趣的差别:在985工程里头当时提到的国家要建设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一流学科和一流大学”,但是在今年上半年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提出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两个用词就不一样。
我们都知道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处,过去我们更多的是在交流上,现在把重点更多的放在合作上。通过这种合作才能真正让别人了解你、尊重你,进而在世界诺奖以及世界其他的大奖中的竞争中得到认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科学家们要真正的提高自信和研究能力,在国际合作过程中有这样的合作和竞争,保持中国学术的独立性,对诺奖的获得以及其它的获奖都是非常重要的支撑。
沙龙现场嘉宾(左起):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执行秘书长苗绿,华裔科学家、美国贝尔实验室院士毕奇,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前副校长、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谢维和,主持人北京印刷学院教授陈勤。
主持人:屠呦呦女士曾经申请院士但由于各式各样的原因没有当选。您如何看待这样的结果?如何评价中国教育特别是大学的激励机制、评价机制?
谢维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也是目前大学在人才培养机制改革过程中很突出的问题和难题。怎样真正选拔或评价具有创新性的课题课程,现在仍然在探索。有些事情你想让它变得量化具体,但实际上人的很多素质又不能被量化。目前在评价上确实有一些值得进一步完善的地方。比如我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可能我们在评价的时间跨度上应该有更大的宽容性,换句话说真正的教育质量好或者一个人才培养质量的高低,可能还需要一个时间的检验。比如说我们今天培养的人好或者不好,可能现在轻易的说好还是不好是很轻率的,也许十年二十年以后我们才能够看到什么样的是高质量的高水平的,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宽容的时间尺度。
第二个标准要多样性。为什么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优秀人似乎就是少数,优秀为什么不可以和大多数结合在一块呢?这其实因为我们只有一个标准,按照一个标准去评价当然优秀只是一个顶尖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有多几个标准,多一批标准就多一批优秀的学生,而且恰恰从科学研究的探索来说,恐怕并不能有一个标准。包括清华现在也在改善人才培养的评价标准,比如把百分制改成等级制等等。
主持人:您对中国人才创新模式或者机制有什么样的建议?
谢维和:现在的学科体系过于僵硬,学科本来是一个知识划分的体系,现在我们把知识划分的体系转化成了一个学科发展建设管理的体系,这样确实束缚了知识的创造和创新,所以应该打破学科的界限,强调学科的融合,我觉得这样是非常有利于创新思维和创新力的培养。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