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酒的产生应当同生命起源一样是事物发展的偶然和必然。“偶然”是说它由粮黍经阴雨天气的润打，酵发而无意从那座座粮囤里渗滴出来，自然这样酒浆的创造者到底是仪逖还是杜康便是个迷，随绵绵酒香，飘逸千年不解。酒应该是上天的恩惠。 说它“必然”，是从人性社会发展而言的。氏族社会末期，贫富分化，私有产生，富者歌舞升平，贫者怨声载道，这怨音谁听？压抑郁闷者需要一个发泄愤懑排解忧怨的途径，于是，酒应运而生。 一切精神文化都是需要物态载体的，文人是精神文化领域的急先锋，他们的思想往往深邃而惊异，往往超乎时代的接纳能力，于是主观与客观便处于激烈的碰撞中，文人的文化韧性却往往被自然社会的滞后而磨擦中和，释然。不得志的失意情绪便淀积在心中，伺机爆发。酒，那让人无息无忧其乐陶陶的奇妙，开始发挥作用，待酒暂让人忘却忧愁时，一首首蕴萦酒香的美文横空出世。 酒，像历史纵向上的一条丝带，用它的醇香将一个个时代的文化人格紧紧联在一起，绾作一个个酒韵情结。 二 专制统治下的文化常是统治者的政治工具，文化被圈入政治范畴，文人自然成了政治势力或争夺或打击的对象。先秦的知识分子，至少是战国前的知识分子（因为此时的学者并没有在文化各方面构建出完整的体系，可说是处于蒙昧状态，这时的文人自身的文化人格还很模糊，故称之为知识分子），在文化的整体性上还不成熟，而此后的知识分子已真正成为文人，成了历史的一部分，成长为我们怡享千年的精神宝藏，他们的光芒照亮着那个时代，成为引领时代的先锋。 说这些好像是题外话，我真正想说的是他们的成长道路似乎是循着酿酒日臻成熟的的轨迹。饮酒中他们将魅力展现的淋漓尽致，当酒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文化人格也开始生发出新的生机。 在魏晋这乱世年月的人性存在和处世风格中，我最喜欢的是阮籍，他的父亲阮瑀曾是一代枭雄曹操的亲信大臣，曹操“竟时”，阮籍才十岁，这注定了他要面对这“后英雄时代”的阴霾。 父亲原为书记官，文才斐然，阮籍从小耳目染，才情自然非凡，自小培养的文化感知和历史使命感让他在那血腥的乱世中经受了如何的磨难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从他生活的细微去探究揣测。 酒是阮籍的命，他喜欢一个人驾车信马游荡，车上总载满酒，车颠酒簸，留给车后一路醇香。车走到尽头，没路了，他便借酒气啕哭，哭够了，调转马头再找别路，又到了尽头，他再哭，再调头，再哭……这样，在寂寥的原野边走边哭，哭声拧着酒香飘到很远，渐渐消散。 他这是随性而为，较之对官场的态度，却是见怪不怪了。曹氏当权时请他出山为官，他推辞身体有恙，才不久，天下便姓司马了。谢灵运、范晔等人全都被牵连，他却可以安然恬适，司马昭觉得他有远见，便要与他联姻，纳其为乘龙快婿，可每次到阮家，阮籍都喝得酩酊大醉，前后几个月如此，司马只得作罢。酒让阮籍逃出了阶级纷争，却没能逃出官场，司马昭还是给了他个地方官做。既然摆脱不了，何不痛痛快快地游戏一把？ 于是我们看到阮籍一手拎着酒壶，一手牵着缰绳，骑着毛驴儿一步步踱上东平（今山东东平）来。他醉醺醺地绕衙门转了一圈，“拆！”――一声令下，衙门围墙全被拆除，府衙的工作全都暴露在百姓眼前，现在推行的政府职能转变，行政民主化透明化被一个醉人一句话搞定。 他那超越时空的酒友李白有诗感叹： 阮籍作太守，乘驴上东平， 判竹十余日，一朝化清风。 确实是这样。可阮籍的游戏并没有结束，在东平转了十多天，他突然向司马昭提出要担军职，并且还明确要求任北军步兵校尉。原来，阮籍是打听到步兵营里的厨子很善于酿酒，他酿的酒有“天下第一美酒”的美誉，而且营仓里还有三百多斛老酒。流着口水，他来到了兵营，用兵权大印随手敲开那酒气浓郁的仓窖，钻进去就什么也不管了。回头看看历史，绝对找不到第二个为酒当官的人。不要以为这是贪杯误事，这只是专制背景下被容许的个别的随性，相较于那些沉靡酒色的庸官来说，阮籍的恋酒并没有像他们那样无道不得民心，至多可说是傲慢。 提到傲慢，就不能不说阮籍对礼教的傲慢。那个时代礼教十分严格，“孝”是其中之一强项，孝廉是遴选官员的凭证，父母去世后还有繁杂的礼教束缚：三年服丧，三年素食，三年寡欢。这极端的方式有时会使骨肉亲情演化成可笑可气的虚情假意。 阮籍母亲去世那天，他正与别人下棋，得闻噩耗，对方要罢手，他却执意决出输赢，棋毕，他在别人的注目下抱起酒坛，豪饮两斗，然后放声痛哭，撕心裂肺，终悲伤过度，叶血数升，哀毁骨立，急剧虚脱下来，母亲灵堂前他竟还与曹操的小女婿嵇康琴酒畅饮，完全不在乎别人的评论。对于众人的评论，他豪言道：“礼岂为吾辈设耶？” 酒让阮籍觅得嵇康这位忘年交，而且历史也紧紧地将他们系在一起。不拘礼节，率性而为，豪爽仁义，疏狂狷介的文化人格在酒气的雄烈豪壮浓郁中被呈现得淋漓尽致，深入人心。 三 “自古诗人多沦落，酒中沦落不过君。”酒是诗人的爱物，曹操曾“对酒当歌”，慨叹“人生几何”；陶潜也“把酒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闲适得让人妒忌；杜甫一生寥落，却也“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就连我们的鉴湖女侠也“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写酒诗句不计其数，酒后乘兴写就的诗更是不可胜数。 每每一提到诗人和酒，往往心中浮现的是一白衣飘拂，腰间佩剑手把金樽的浪子，他游历了大半个江山，遍撒美文，他是天生的诗人，他的诗不拘章法，自成一格，往往如长江黄河直泻千里，波澜壮阔，一气呵成，有人感慨：“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是的，他便是李白，我们的浪漫诗人，中国文学史上不朽的奇葩。有人说李白是豪侠、隐士、酒徒、诗人、浪子的总汇，可真正能跟随他一生的恐怕只有诗人与酒徒了。李白的一生便是狷介疏狂纵情诗酒的一生，他与酒有着不解之情结。 当年李白顺长江，一路东下，游阅景美如画的江南，每到一处他都要结交几个豪杰义士，或是周济一些落魄的文人，尤其在扬州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除了周济穷人的费用，光是结交朋友，在酒楼以诗酒会友就喝掉了三十万两银子！一个浪子文人此时无官无爵，钱财何来？“五花马，千金裘，呼尔将出换美酒”，诗人虽这么说，可实际上他依旧是靠家里济养，他家原本是胡地富商，内迁中原后营盐铁，富甲一方，婚后，他依然终日沉溺于诗酒，无心科举，妻子长辈对他越来越失望，他自己也觉得有愧于妻子，醉中吟道：“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虽为李白好，何异太常妻！”（太常即后汉周泽，他因工作每日在宫中斋戒，即使不斋戒，回到家中早已烂醉如泥）当然我门不能用世俗的眼光看待李白，将他也简单地归结到挥霍败家的黑名单上，“古来圣贤皆寂寞”也许只有他那时代的，或是超越时空的酒友才能明白他，那时以诗取试，科举对于李白而言“直如探囊取物，俯拾草芥耳”（借东坡考前语），可功名在他眼中一文不值，想想古来多少名臣还不都是黄土一掊，与草木同朽，可有时候想到家人忧悒的眼神，他也会想，为什麽我不肯一改疏狂好酒的习性，争名逐利又何妨？ 婚姻不美满，无人诉说，怎麽办？喝！不想入仕，可不如此自己政治理想，婚姻生活将会搁浅，一辈子将碌碌无为，被人唤作“酒鬼”，这“树欲静而风不止”的苦楚更与何人说？喝！还是酒知人心啊！尽管我们有幸听到了太白劝酒的名唱《将进酒》，可怎么能“与尔同销万古愁”，你不是明白“举杯销愁愁更愁”吗？醉吧你！ 可就在他醉酒时，他诗文的感召力开始发挥作用了。“待诏翰林”吴筠，和皇帝的妹妹玉真公主都竭力赞美李白并推荐他进京。公元742年，玄宗召李白进京。长安，李白早已不陌生了，七年前，他在这里抢救郭子仪，赠送《长短经》（相传是黄石公传给张良的兵书和纵横捭阖之术），“海上钓鳌客”惊吓李林甫……留下了一个个美谈，42岁的男人应该有所作为了，李白怀着构建起的政治理想雄心勃勃地再次入京，可现实只能真实的发生，不会按照个人的意愿顺利播放，才短短两年，太白便黯然离京，而原因便是醉酒中填写的《清平调》一词。 阳春三月，牡丹盛开，沉香亭里，花前月下，杨玉环与玄宗饮酒作乐，欣赏美景，玄宗是个乐迷，此情此景没有音乐怎么可以？乐官李龟年谱了曲子却填不出词，于是李隆基想到了我们的浪漫诗人，连夜召他进宫填词。三更半夜，还是从酒店找到的，已经是烂醉如泥，皇帝却也不生气，还亲自用御帕帮他拭脸醒酒，太白有些恃才放旷了，于是借酒醉要戏弄一下奸官高力士――替我脱靴！岂料正是这一时的疏狂快意，惹来了后来的贬谪。 高力士对脱靴之事一直耿耿于怀，当成奇耻大辱。于是向贵妃进谗说李白《清平调》中“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两句是讽刺她和汉时赵飞燕一样与人私通败业（时传杨玉环与安禄山有染），拿她与纤细玲珑的美女飞燕相比，更是影射她体态偏丰。 之后的两年里，李白再没有被重用，且渐渐被疏远了。他更是逍遥放荡，沉溺诗酒，一事无成，曾经的理想被现实吹拂得无影无踪。 是酒，造就了他诗文气吞山河鬼斧神工的气魄，让他有了谪仙的美誉，也正是酒害了他，令他婚姻不美满离家云游，更是酒让他开罪高力士，仕途不畅……李白的一生是诗酒的一生，他对杜甫说，自己这一生都在不断地买醉，可是他又根本不是在醉酒，只是想离开世俗，沉溺在一个虚无的世界，但事与愿违，他不断在现实理想世俗与超然的夹缝里受到冲击，所以才会有一生的不如意。而在酒气的促动下，他的气质与才情化作诗文流芳千世，这也算是酒的一大功劳吧！ 四 阮籍是完全生活在自己的理想世界里，随性而狷介；李白则生活在现实残酷与构想的美好之间的夹缝里，压抑且放荡。还有一位留名的饮者，一生都生活在政治的阴霾下，南贬北谪，毫不得志，最终还是死在了归途中。他就是苏东坡，较于李白，东坡并不沉恋于酒水，可酒水可也是他谪戍生涯中始终伴他左右的知心尤物。 苏轼的文字是中国甚至世界许多文人学者的通用码，一点就通。我们可以从细味中发现在他谪黜黄州之前，诗文中很少见有谈及酒，即便有也无非是抒发报国之志，怀念故人情怀，说到这儿，不觉耳边又响起了那首怀念子由的千古绝唱――《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超然台上，他把酒问青天，将彻骨的思念融入酒中，化作一句句至理哲言，至今传唱在羁客迁人口中。当然，此前已有李白的“青天明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由人的生死想到天地的始终，富有哲理，而东坡却以问月的话题写亲人的思念，将对人的美好祝愿与清风明月共地久，同天长。这更能引起千古人心的共鸣。 前面还提到阮籍为酒出任军职一事，他那时喝的酒东坡竟在相隔千年后也喝到了，而且是在苏轼一生最得意最有作为时。徐州水患，身为太守的他一马当先，身先士卒，临危不乱，说服想迁走的富人留下，缜密组织，拼死抗洪，保全了城郭，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其间有一次他视察洪防工程，一老翁见他平易近人，便捧出酒要苏轼吃，还说阮籍当年做步兵校尉喝到的酒，正是老翁的祖先酿的！这酒的秘方正是当年的先人传下来的。苏轼听后，又灌了两碗。的确是清洌甘醇，余味无穷。东坡有点醉了，他醉在这淳朴的乡情中，醉在这优美的风光中，酒下喉头，诗上心头： “软草平莎过雨新，轻沙走马路无尘，何时收拾耦耕身。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共气如薰，使君原是此中人。” 这便是苏轼著名的写农村生活的一组词《浣溪沙》（之五）。 如果说徐州这坛酒是苏轼一生喝得最舒心的一次，那么黄州之后的酒便是改变他一生的酒，还是应该把背景交待一下。来黄州前，苏轼正深陷一个被恶人构筑的文字狱中，一群小人硬说东坡在《苏子瞻学士钱塘集》、《湖州谢表》等文中含沙射影，谤讥朝廷，最终导致苏轼入狱，这便是发生在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轰动朝野的“乌台诗案”。 案子的结局是神宗的奶奶也就是太皇太后曹氏出面袒护，苏轼才免于一死，谪戍黄州团练副使。黄州的日子并不好过，地方那些朝廷耳目都贼眉鼠眼的盯着苏轼，伺机寻求机会将苏轼再次打翻。可苏轼打小直率多言，尤其酒后，他完全忘记了乌台诗案一事，忘了揭发他的正是自己的那些酒友。刚到黄州，太守徐大受请东坡品“笋烧团兴鳊”，苏在席间吟了首《初到黄州》，可只吟了四句，就停下吟不出了。太守此时叫好打气，要他吟完，苏轼心情不好，以为太守同别人一样，看他笑话，一气之下，反驳道：“好诗？什么好诗？酒囊饭袋而已！逐客不防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部。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苏轼不过是个酒囊饭袋罢了！太守一听显然诗中对朝廷贬他为“员外”郎不满，这话可是要欺君的！灵机一动，向在旁的通判大人说苏轼是醉梦之语，言不由衷，只是作打油诗自嘲而借酒助兴，遂叫人把苏轼拖去休息了。酒险些又害了苏学士。 家眷来黄州后生计越来越困难，家庭实行“计划经济”（据见致秦观信）。酒此时算是奢侈之物。于是苏轼也自己酿酒，不过是浊酒。好酒都被朝云（苏轼第三妻）存着，“我有好酒，待子不时之需”。浊酒毕竟是劣酒，难怪黄州之游害得参寥子闹肚子。不过好歹东坡酿酒技术大有长进，当苏轼贬放惠州之后，参寥大师再去品尝他的真一酒时，已是赞不绝口。晚年的苏轼远离兄弟，门徒四方，他的第三个妻子也已经逝世，只剩下老头子和几个儿子被贬放在儋州（海南岛），十分孤苦。酒是他这时最大的快乐，他经常呆呆地自斟自饮，像是在忆想这一生的奔波，突然懤懤地仰倚着，看着海岛上空变幻的云，陷入无限遐思，儿孙便来宽慰，苏轼出口吟道： 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哪知是酒红。 老人已看破世道，对一生也有了个评价，是该歇歇了，嘴角露出一丝醉意，优哉游哉地要入睡，笑了。 酒成就了他，也害了他，更让他从中憬悟了别人一辈子都搞不明白的人生。 五 与酒有着不解情缘的文化名人还有很多，再列举下去未免有掉书袋的嫌疑，就此打住。 酒，是一种文化，博大精深，随便嗅一下便能让人受用不尽。 酒有好有坏，一如人的品格，或浓烈或清爽，正是文化人格豪放或是婉约的写照。品酒的人也有品位高下，有的成了诗仙，有的只是醉鬼；有的以酒写诗，以诗扬名，酒升华了他的人格；有的因酒误事，以酒害身，酒败坏了他的品质。诗仙说“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这样看来，只有当圣贤之人拥有圣贤之心，再和酒结合起来，才能成就一个真正名垂千史的人。这么说，成者酒，败者酒的说法，仍是一个人事及时代酿成的故事罢了。以这样的角度观照苏轼，可以明白，他之所以成为传统文化的一个符号，是他的人格力量与那个时代的合奏产生了非同寻常的结果，而这一结果使千古后人听之叹之赞之咏之，心倾慕之，感慨系之。 我和许多志同的朋友都迷醉的古典文学是一坛窑藏千年的陈年琼浆，文人则散传着美酒琼浆文化的酒气，而盛放它们的便是那个时代。它们酝酿、产生，存放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眼前只有现代这个新酒瓶，新酒瓶里仍然可以装上老酒，而酒仍不改其香。可总有人买椟还珠似的过于沉醉于那古色古香的陶瓷酒坛，过于注重形式而忘记去品尝陈年的琼浆。 我们灯红酒绿的现代社会需要几位真正的品酒大师，帮我们重新找到那飘逸千年的文化之韵，以滋养我们这个缺少人文气息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