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的一个深夜，握有清廷重兵的袁世凯跑到天津荣禄的住处，进行了一次隐秘的投机活动――告发维新派。这次盛大的告密活动直接改写了中国的近代史：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袁世凯擢升飞黄腾达，并逐步走上复辟道路。 告密，这个充满罪恶的词语，始兴于中国唯一的女帝――则天时代。 武后废中宗立睿宗，有京畿飞骑（皇帝骑从）十余人在酒肆里饮酒，其中一人话语间提及废立，言侍奉新皇还不如侍奉废掉的中宗所得奖赏多，立即有一人起身离去。于是，酒席未散，喝酒的人就被抓了起来，发牢骚的人被斩，其他的人以知情不报而被绞杀，告密的人被提拔为五品官。《资治通鉴》记：“告密之端由此兴矣。” 最初的告密行为也许不带有多么大的功利色彩，反而带有单纯可笑的忠诚意向。但这一行为导致的是，参与同一活动的人成为告密的主动者和被动者所产生的结果截然不同：一方升官发财，另一方轻者流放发落，重者丧命灭族。初次尝到主动告密的甜头和不主动告密的苦头，后来的人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告密。 徐敬业谋反，宰相裴炎因外甥参与而受牵连，就有人诬裴炎亦谋反。裴炎被斩后，有一个郎将（皇帝侍从官）名叫姜嗣宗的，因公到西京出差。回东都的前一天，西京行政长官刘仁轨问及东都近日的变故，姜嗣宗也许是要炫耀一下自己的见多识广，也许是多喝了几杯，就随口道：“我早就看出来裴炎有些反常了。”刘仁轨小心翼翼地求证道：“裴炎的反常早就让人觉出来了吗？”姜嗣宗大大咧咧地：“是呀。”刘仁轨就说了：“我有一个奏章，想请你捎带过去。”姜嗣宗浑然不觉，就答应了。第二天，带上刘仁轨的表章回到都城。那奏章上写道：“嗣宗知裴炎反不告。”可怜姜嗣宗，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就被糊里糊涂地绞死了。 刘仁轨是一个深受武后信赖的前朝老臣，用则天的评价，那是“劲直之风，古今罕比”，从人品道德上来说还应该是不错的。可是，在这件事上，也许是过于想表现对武后的忠诚，也许是一个老臣的政治敏感使他真的觉出了异样，总之，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告发，于他，可能是表现忠心的一次良机；而于另一个人，则是祸从口出的可怜下场。 告密这一行为，就这样很快地被人接受并利用着，没人追问它的道德法律依据及可能产生的后果，更没有明确的条文规定不实的告密所应得的惩罚。“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这就是产生告密行为的唯一具有说服力的依据。 可以说，徐敬业的谋反使武则天有了更为充分的理由来实施告密政策。为方便天下人告密，武则天命人铸了一个颇为机巧的铜匣子置于朝堂，接受天下人的意见书，这自然可以广开言路，但也给一些伺机取巧或心怀不测的人创造了便利条件。据史料记载，那个讨好武后铸了铜匣子的人也是如此被告发的：他忘了他还给徐敬业铸过兵器，而仇家只需将告密信投到匣子里即可。 对有些人来说，告密是一种无本万利、简便易行且行之有效的办法。当时的朝廷规定，只要有人说有密章要奏，各级政府就要供给车马食物、驿站住处，除了提供便利，任何人不得过问，即使是农夫樵人，武后也亲自召见。如果诉告的内容正符了武后心意，则有升官的可能；即使有所不实，也不会受到追究。这种宽松的“信访”制度，极大地刺激了人们不正当的心理欲望：以如此方法，可以将自己的仇人不动声色地除掉；或者轻而易举获个一官半职，岂不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于是，告密大行于天下。 告密这种无法可依的特点，使得诬告成为必然，冤案由此产生。由告密自然而然走上诬告，实是这一漏洞百出的制度最可预见的后果。许多品行不端的人由此得到了实际好处。有个胡人名叫索元礼的，就因此被封为游击将军，并屡得赏赐，权力逐步扩大。而一个“斗大的字不识半升”的街市卖饼者，因告发有功竟一路封赏直至御史。熟知唐科举制度的人都知道，一般读书人要做到京官，得有怎样的十年寒窗，悬梁刺股（则天时代，科举虽未达极盛，但也初见端倪），但是，一些投机的无耻之徒却凭借告密这一卑劣行径，扶摇直上，一步登天。这怎能不使更多的道德沦丧者纷纷跃跃欲试！于是，就产生了一个专门搜集别人罪证的机构，为首的两人就是臭名传世的周兴、来俊臣。他们纠集一批无业游民专以罗织罪名为业，栽赃陷害，诬告捏造，公报私仇，无所不用其极。来俊臣还著有《罗织经》，教他手下的喽罗们捏造罪状，网罗无辜。凭此手段，周、来等人步步高升，深得武后信宠。难以想像品质如此低劣的人，一旦握有权力，会犯下怎样令人发指的罪行。史载，一个叫王弘义的地痞，因向邻人乞瓜未得遂告瓜田有玉兔，诱官府将邻人瓜田践踏立尽。后来，王弘义凭诬告他人谋反而升官，负责审讯被诬陷者，不问曲直，滥杀无辜，其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他所负责的案狱，一旦涉入，概无生理。而来俊臣更是滥用告密，一旦看中别人的妻女，就将户主诬告下狱甚至处死，再强行霸占。种种罪行，擢发难数。 重刑总是伴诬告产生，冤案一定随陷害同在。怎样使被诬告的人认罪伏法？他们“悉心研制”出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刑具，以非人的刑讯手段折磨当事人，使被告一见刑具，则“汗流浃背，望风自诬”。所谓“重刑之下必有冤案”，密告陷害时，几多冤气难逸散；血肉纷飞处，多少冤魂作鬼哭。自垂拱元年至长寿元年（685－692）八年的时间里，武则天听任告密，滥用酷刑，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大臣数百家。 由于在朝奉职的臣僚们多处于被告密卷起的漩涡中心，抱着人人自保的心态，告密行为渐渐演变为同事亲友之间的相互揭发。凤阁侍郎刘祎之对凤阁舍人（职位较侍郎略低）贾大隐说起对武后临朝称制的不满，贾大隐即将这话原封不动地奏与太后，刘祎之下狱处死。鸾台侍郎傅游艺向亲友说起夜里做梦登上大殿，被亲友告发，遂下狱后自杀。家奴对主子不满，或受仇家挑唆，告发主人的事也时有发生。告密之风愈演愈烈，以至“朝士人人自危，相见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有的每上朝前就与家人诀别：“未知复相见否？”如果说酷苛的统治是当权者置于人们项上的枷锁，那么，告密则是人人都可以参与的一桩阴谋，它在客观上助纣为虐，在主观上则诱使人性中最隐秘而丑恶的部分发酵，蒸腾，从而使整个形势乌烟瘴气，一片狼藉。 眼看因告密造成的形势愈来愈严峻，时为麟台正字（负责校对书籍的官）的陈子昂指出，“诸方告密，囚累百千辈，及其穷竟，百无一实”，由于对告密行为不恰当的鼓励，“遂使奸恶之党快意相仇，睚眦之嫌即称有密”。并以历史上由于滥杀产生的后果来讽谏规劝，但武则天并不以为然。 当然，中国几千年的文化陶养出来的正气与大义，即使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下仍有旺盛的生命力。握有宰相实权的魏玄同因周兴诬陷而被赐死时，有好心人劝魏：“老人家，你也可以告密，这样可以得到武后召见，为自己申清冤屈呀！”魏叹道：“人杀鬼杀，亦复何殊，岂能做告密人邪！”是呀，怎样死还不是死，但无论怎样死，也不能丧失人格做告密这样的事！铮铮铁骨，任是怎样卑鄙恶劣的手段也不能使之屈服，不管处于多么危急的情势之下，也决不降低做人的道德标准。这，也是中国称扬的大丈夫之骨气吧。 武则天大开告密之门，当然是巩固她个人统治的一个策略，她明白自己所处的环境。徐敬业谋反之后，她感到危机四伏：她专权国事，众大臣岂能服她一介女流？李家宗室又怎能不心怀怨恨？况且作为女人，她的内行自是有所不正。这一切都让她觉得她的周围背后，处处是反对派的阴谋。而掌握国家利器的她，自然就想到了最简便也是最武断的方法：鼓励告密。一时间，天下多了无数双相互敌视的眼睛，藏在不被觉察的黑暗中，时刻准备射出一柄杀人的毒箭。由于打击的主要对象是宗室派系或挺李大臣，故一旦涉及，从严处理。邓玄挺的女婿和朋友都是李唐宗室，谋反时两人都来征求邓的意见，邓为避嫌，一律三缄其口，不做任何回应。后来事发，邓玄挺还是以“知反不告”之罪被诛。刘祎之下狱时，没有任何权力的皇帝睿宗为之求情，刘却认为这恰恰是加速了他的死亡。确实，睿宗的求情正说明刘祎之和李氏的关系非常密切，自然非杀不可。经过几年的打击，亲李派大臣消失殆尽，朝廷上来了一次大换血，武氏诸人及武则天的男宠占据了要位，为武则天称帝，改国号为周铺平了道路。 历史上每一次告密，背后都是滥杀、屠杀，千年以后仍散发着浓重的血腥味，自然在当时民怨极大，但遭受告密之苦的弱势群体却敢怒而不敢言。武则天的聪明之处在于，一是她明察善断，对自己放心的人以及不涉谋反的事，她灵活处理。史载右拾遗（负责进谏和荐举人才的官）张德家生了个男孩，举家庆贺，可正赶上天下禁屠，只好偷杀羊待客。同僚有人赴宴时拿了一块肉作证据，向武则天告密。第二天，武后对张德说：“听说你家生了个男孩，恭喜你。”然后又问：“你怎么弄到的肉？”张德叩头服罪，武后却轻轻带过：“违规固然不好，但是你请客，也要选择可靠的人。”二是她虽默许滥杀，但待到一定时机，她再杀掉千夫所指以安抚民心。曾煊赫一时血债累累的周兴、索元礼等人最终也没能逃脱这种报应。而来俊臣被处死后，仇家争啖其肉，挖眼剥面，剖腹掏心，以泄其愤。当然，一般认为，武则天打击的针对性很强，且收放自如，故一些大臣仍能为其所用，她的告密酷政并没有对整个唐朝社会的发展构成威胁。 则天时代之前，史上并无告密这个词，特别对于崇尚上古道德标准的古人来说，礼义廉耻之中，告发别人，是最无义之事，告密之人，自然是最无耻之人。春秋时期，老程婴为救护赵氏孤儿，毅然将自己的儿子献了出去，在不被人了解真相的情况下，不知挨了多少骂，甚至为时人所不容。那时的程婴和公孙杵臼，如果告密，则荣华富贵，随其尽享。然而，他们想到的，只是如何保全王室遗留的骨血，甚至不惜以自己的亲生子为这一忠义之举作献祭。在尚义的古中国，这个故事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羲皇后人，即使今天，我们仍为戏文中老程婴的义举感动。 人们鄙视告密行为，更多的是为“义”这一人性中闪光的品质。但是，当利益的诱惑重于人们对义的向往时，告密就成了挽救自己的一根稻草，或为自己谋利的一种不得见人的手段。趋利避害，本是最正常的一种生活逻辑；见利忘义，却是万人唾弃的做人方式，即使庶人亦不耻为之。至于为利而忘义到去告发别人，甚至陷害他人的地步，是不仁不义无信无耻之徒更为卑鄙的行径。 在人与己的利害关系中，向来有多种选择：利人利己，损人利己，损己损人，损己利人。如果说利人利己是双赢，是理想目标，损己利人是超道德标准，那么，损人利己是非道德行为，而为损人宁愿损己则是极低劣的行为。一般情况下，人们会首先选择利己，然后才考虑是否损人，损人的道德拷问要严肃得多，施行者负担的心理压力也更大。然而，在五花八门的告密行为中，只要是损人的行为，就多有人仿效，甚至是于人于己都无益而有害的结局，仍会有人追求。这固然是因为严酷的政治环境限制了“包容”这一善的产生，人与人为避免牵连，不敢包容；但更主要的是因为缺少法律准绳的告密行为处于失控状态，过于宽松的告密环境不能有效阻遏恶的增长。可见，在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人性发生了怎样的扭曲。 这样看来，在告密行为滋生并肆虐的温室里，不外以下几个条件：一、对告密人本身具有的利益诱惑。二、告密的无后果特点。不论追查的结果如何，告密者本人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三、不透明的行为方式。对当朝有怨言而无法明奏，只能私下谤讥市朝。四、苛酷的当权统治。不主动告发的人常常成为受害者，此风一长，则人人想厘清自己，与他人划清界线。这一条看似关系不大，实则是告密这一可鄙行为的最基础部分的原因。 则天时代特殊的政治背景，使告密这一恶行在武后掌权时，刚刚兴起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也可以说，任何一个时代，只要具备这几个条件，就会产生告密甚至诬告，社会就要陷入新的黑暗。这一点，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苏联的大清洗，到八九十年代巨变前的东欧特别是东德的秘密档案及秘密警察机构，就可窥其一二。 （注：文中所用引文皆出自《资治通鉴》） 06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