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满意的公务员”表彰大会的召开，充分体现了新时期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怎样做公务员？做什么样的公务员？”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根本性问题。这里，我不禁想起1977年邓小平复出时的那句话：“我这次出来工作，不是为做官，是为了做事。”小平同志的伟大的风范和高尚的党性跃然纸上！邓小平同志还 说过：“我们进了城，执了政，究竟是为了做官呢，还是为了做人民的勤务员呢？”对于每一个党的干部，弄清这个问题都是至关重要的。 　　当前，党内确实存在一些同党的性质、宗旨不相符的问题，个别领导干部，自觉不自觉地做了“官本位”意识的俘虏，跑官，买官，卖官，个别地方甚至大规模的出售官帽，按照级别大小，权力大小，明码标价，简直可以说是骇人听闻！这部分党员领导干部的权力观，就是一切围绕着“做官，保官，升官”为中心，明哲保身，不思进取，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肯也不愿去“做事”，即使做事也是为了“做官”而“做事”。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就是一个典型。徐其耀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40岁出头就担任了盐城市委副书记、代市长，不久即被选为市长。然而，当市委调整班子时，久盼的市委书记的职位没有到手时，徐其耀的心理顿失平衡。他说：“当了这么多年市长，陪了两任书记，现在又要陪一任。”流露出“做官主义者”的情绪。为了升官，他开始找人帮忙，热衷于跑官，买官。为了筹集“货款”他把手伸向金钱，最终因贪污受贿被判死缓。 　　现实生活中，“徐其耀现象”并非只是个别现象。这些人以错误的权力观“步入仕途”，进而衍变成畸形的权力观。而畸形的权力观，必然异化人性，败坏社会风气，误国误民误己。前苏联解体后，部长去给人看大门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一种旧体制培训了一批只能当官的人，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在思想上和行动上解决“做官还是做事”的问题，加强公务员队伍的建设，更加具有时代意义。做事是一个干部的基本功。有这样一句话：“不求做大官，只求做大事，不求捞实惠，只求做实事”。这句话说得很好，它说出了一个干部应该怎样对待和处理做官与做事的关系。我们并不讳言做官，关键在于为谁做官，怎样做官。人民总是以你做的是什么事来鉴定你当的是什么官，以你怎样做官来鉴别你为谁做官。 　　假如你弄虚作假，虚报政绩，假如你思想堕落，行为腐化，假如你热衷于形式主义，不做实事，即使你嘴上说得是“人民公仆”，人民也看得出你到底是为谁做官，做的是哪一路的官。原沈阳市长慕绥新，在这方面表现得格外充分。慕绥新被人称为“政绩市长”。他好大喜功，一上任就开始大搞“形象工程”。这些所谓的“政绩”，无非是慕绥新用来当作政治资本和捞钱的工具。他“出事”后，给沈阳市留下了一大堆“胡子工程”。 　　如果你求真务实，廉洁自律，无私奉献，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多做事，勤做事，做好事，做成事，那么，不用自己说，人民自会有正确的评价，承认你是“人民满意的公务员”。任长霞同志就是“人民满意的公务员”中最优秀的代表，她为人民做好事，为人民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由此也赢得了人民的爱戴和赞誉。 　　郑培民，当组织决定将他由富庶的湘潭市的市委书己调任贫困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州委书记，他并不因为是“从米箩筐跑到糠箩里”，感到内心不平衡，而是痛快地答应了。他认为当官就是为民办事，于是接过前任的接力棒，埋头苦干，为湘西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得知自己被组织提名为副省长时，他并不因为官职的升迁而沾沾自喜，而是考虑在新的岗位上如何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在日记中他写道：“对当官一事，我比较淡薄。但党和人民的信任，仍是激发我永远忠于党和人民事业的重要动力，所以，我决心进一步增强党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努力做好工作。”在做事与做官上，郑培民同志始终把做事放在第一位，并认为做官就意味着为人民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地做好事，官位越高，为民办事的责任越重。正因为如此，他在每一个岗位上都能做到踏踏实际，埋头苦干，不计名利，不求闻达，多干发展之事，多做利民之事，赢得百姓的口碑，成为了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从根本上讲，重要的是要形成这样的机制：其一，是要让做事的人做官。其二，是要让做官的人做事。如果是做好事的官，位子越大贡献越大。假如焦裕禄只是县委宣传部的一个干事，尽管也能有益于人民，也能对社会作出贡献，但很难设想，他能对改变兰考面貌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是一心谋私的官，位子越大危害就越大。比如成克杰、胡长清只是一个普通省机关工作人员，他们能批发那么多的官帽子、收那么多贿赂么？威海市对全市领导干部提出的“让做事的有位子，不做事的没有位子”的要求，实际上就是一种非常好的激励机制。 (载自09、06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