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首诗中写道：“你拥有着一块无垠的沃土，生命之树深深扎根孩子心中。”有一首歌唱道：“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才知道那块黑板写下的是真理，擦去的是功利。”教师的无私奉献，教师的崇高伟大，体现在一点一滴的小事中，保留在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记忆深处。在第20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本报记者走入平凡的人群中，请他们—— 　　作家刘醒龙打算写《凤凰琴》续集，并呼吁——善待教师 善待教育 　　刘醒龙，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现任湖北省作协副主席。采访刘醒龙是在他的家中。他坐在深绿色沙发里娓娓道来，声音厚实而温暖，背后是白的墙，有他女儿歪扭的粉笔画。这是人生最朴素的黄昏。一切都从那把凤凰琴开始—— 　　“我的中篇小说《凤凰琴》发表于1992年，后来拍成了同名电影和电视剧，那时，国家正好设了一个‘园丁奖’，是专门为乡村民办教师设立的。电影首映现场，有几个获奖的老师一直在哭。他们说，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些黑瘦的孩子，那些破旧的教室，那些难走的有狼出没的山路，甚至是那些爱吃粉笔的猪，以及坚持在破败的校门前举行的升国旗仪式……这些一看模样就晓得是民办教师的人，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种欲哭无泪的感觉，不仅仅是因为在写作《凤凰琴》时心中的泪水已流得太多太多。小说是虚构的，但我没想到自己虚构的小说恰是这些乡村老师最为真实的命运。我的心头很重。 　　很久很远之后，我在长江三峡采风时，偶然遇上一位非常年轻的乡村老师，他说：‘进师范那天学校让我们看《凤凰琴》，毕业那天学校又让我们看《凤凰琴》。学校的意思我们都懂，于是我回到了这座山里，当了一名乡村老师。’那一年，那位年轻的乡村老师只有19岁。我不晓得现在的他是否还保留着当年的信仰和激情！ 　　还有，秭归县的一所小学，建在山顶，一年四季，只有一个老师和三个孩子…… 　　有人总爱问，是否《凤凰琴》成就了我？这不是需要我去过多费脑筋的问题。我只关心诸多如《凤凰琴》中的那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事隔多年，他们的境况如何了？前年，也就是《凤凰琴》问世10年后，我的一位仍在做民办教师的高中同学突然写了一封信给我，信很短，只说她看了《凤凰琴》后哭了许多场，只说她对生活很迷茫，不敢想以后。具体的事一概没说，她一定认为我晓得的。我是晓得，那是些至善的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命价值和生存意义，只能在哲学与艺术层面上表现为伟大。我现在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等忙完它，我打算写《凤凰琴》的续集。” 　　淡淡的夕阳撒在刘醒龙脸上，像镀了一层金沙。问及他学生时代的老师印象，坐在记者面前的刘醒龙直了直身子，眼睛通亮，滔滔的似水流年再次重现。 　　“由于父母忙于工作，无暇照顾我，于是我四岁半就跟着姐姐进了学校。那时的乡村还叫老师为先生。我记忆中最为深刻的是一位很严厉的姓王的女老师。王老师教我时正赶上‘四清’运动，她自己、前夫和丈夫都有所谓的历史问题，在那种政治环境中，王老师在人们心中的形象是可想而知的。十几年后，我刚刚高中毕业，在县水利局当临时工，竟与在工地上当话务员的王老师重逢。有了那段日子，我才发现原来王老师是这般和善与慈悲。那以后，日子静默流淌而过，我再也没有见过王老师了，只愿岁月静好，她老平安。后来我又遇到教音乐课的刘老师，她是武汉人，教学方法很灵活，人也好，常常给我们排戏，教我们跳民族舞，教我们唱《太阳出来照四方》。回想起来，也许这就是所谓的艺术启蒙吧！” 　　刘醒龙上高中时很受一位体育老师宠爱，可惜这位老师却英年早逝。说到此处，刘醒龙沉默良久。记者明白，他的心中怀有对亡师绵绵不绝的哀伤，还有对过往岁月最朴素的惘然。 　　“每当我回想起生命中的恩师，那些温暖的片段、细节就像老照片一样贴满我记忆的墙，恩师的印象要比亲友都深刻。那时的农村学校覆盖方圆几十平方里地，老师总去家访，有时为了赶路连水也难得喝上一口。现在想那时的老师真是优秀，很贴学生的心。武汉二中有位谢华之老师，教我儿子的高中英语，课上得极好不说，不管到哪个班，都能受到全体学生的欢迎与爱戴。经常有上了大学的学生来到他家，将不愿说给家长的话在他面前倾诉。这件事让我感慨许久。良师与益友从来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不能成为学生益友的老师，是称不上良师的。” 　　临出门，记者要求留言，他只有八个字：善待教师，善待教育。(■本报记者 程墨 实习生 李亚丹) 　　三位教育记者的深情讲述——美好回忆 永留心间 　　巨瑞华、王艳丽是我刚参加新闻工作时的同道好友，我们同跑教育新闻这条线。那时的我们风华正茂，一腔热血地为教育鼓与呼，为我们尊敬而清贫的教师讴歌。如今，十几年过去了，巨瑞华已是吉林交通台的台长，王艳丽现任吉林日报社会新闻部主任。我们相聚时，每每总要谈到教育、教师。近日，我们三人在我家小聚，闲谈间自然谈起了“教师形象”这个我正想做文章的话题。谈此话题，我们都生出几多感慨。 　　巨瑞华在我们三人中年龄稍长点，“文革”前两年就上学了。她说最忘不了在师大附小读书时的班主任赵红宇老师。 　　“赵老师教我们语文，记忆最深的是，她总给我们读小说，我们最爱听。课讲得差不多了，赵老师就把书一合，乐呵呵地说：‘还有时间，我们来读一段《欧阳海之歌》。’前面那个小男生，就颠颠地倒一杯水，给老师端上，我们就抻着脖子等老师读小说。印象中，赵老师从没请过假，有一次，她两岁的孩子病了，不能送幼儿园，她就带着孩子给我们上课。那时的老师特别乐观、敬业。还有我读附中时教我们语文的张仓礼老师对我的影响很大。张老师给我的印象是博学多才，不修边幅，经天纬地，满口文言。他经常双手一背，摇着头颂歌似地念道‘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有时刚说一句‘少小不努力’，我们就接‘老大徒伤悲’。我家离张老师家很近，我就经常到张老师家去，全是书啊，感觉老师家文化氛围特别浓，三个孩子在一间屋子里学习，老师在他的书房里学习。那时的老师比较清贫，但都爱学习，非常有学问，这对学生的影响非常深。我最喜欢与张老师聊天，听他海阔天空地讲，听他讲文言文，所以在张老师身上我受益最多。后来我经常看望这二位老师，张老师已经过世了，赵老师还很健康，今年‘六一’的时候，我们小学时的20几个同学相约去看赵老师，因为我们都有一种感恩的心理。” 　　王艳丽在8月3日有个隆重的举动，与朋友一起，带着厚重的礼物，驱车几百公里去看望她中学时的老师们。 　　“我的老师就如我的父母一般。我父母在劳改系统工作，上世纪70年代调到镇赉县四方坨子，那里有10个劳教所，只有4个地方有学校。我在第三中学上学，住校。我那时有个毛病，偏头疼，疼起来不能吃饭，不能上课。我父母工作特别忙，又特别严肃，我有些怕他们，反倒是老师特别关心我，觉得老师比父母还慈祥。他们给我补习，做大米粥，做好吃的，那时细粮少啊，但老师总给我做大米粥，我吃遍了老师家的饭。我们的校长叫史庆海，原来是工宣队的，文化不高，但非常善良；班主任叫张广生，教数学，对学生非常关心，谁学习不好，他找上家门去辅导；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教俄语的刘延庆老师，他会画画，看我的粉笔字写得好，就教我设计板报，画插图。我工作后又考报社当记者，这完全是刘老师那时教我办板报的影响。 　　你问我这些老师有没有印象深刻的故事？还真的说不出来，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也不是哪个老师对我特别特别的好，就是一点一滴积累的印象，是老师这个群体给我的印象：关心学生！那时的老师真的特别关心学生，所以我脑海中的老师形象总是那么慈祥、慈爱。他们对学生的关心、给予是不求回报的，没有丝毫的功利心。我记得有个姓梁的体育老师，一次看到我站在那里又画板报，就严肃地说：‘你知道学生的主业是什么？是学习！’我与这位老师并不熟悉，但他的‘当头棒喝’却让我醒悟。我非常怀念那时的老师，也常常记挂他们。现在他们都70多岁了，我怕有一天他们不在了，我再也看不到他们了，所以就专程去看望他们。我和老师们聚在一起，一一向老师敬酒。走的时候，我哭了，老师也哭了，车开出好远，他们还站在那儿望着，就像当年一样。” 　　回忆让我们有一种温馨的感觉，美好而幸福。我们三人年龄相仿，都是在“文革”期间上的学，那个年代虽荒废了许多时光与学业，但那时许多老师恪守着他们的职责，甚至是冒着风险教给学生知识和做人的道理。我们心里都有一个祈祷，希望美好的师德长存。(■本报记者 陈帆波) 　　新疆慈善总会秘书长马莉的讲述——老师微笑　影响一生 　　马莉是个大忙人。作为新疆慈善总会的秘书长，这段时间她除了要为20多名贫困大学生上学的事忙前忙后外，还要接待那些前来寻求帮助的人。忙碌之余，她与记者聊起了教师形象这个话题。 　　“在我的记忆里，有一位小学教师是我一生都不会忘记的，她的名字叫石秀兰。她对我的教育影响了我的一生，让我终身受益！什么时候见到石老师，她总是把微笑挂在脸上，对每一个同学都是这样。有一次，一位同学犯了错误，大家都替他担心，以为石老师会严厉地批评他，没想到，石老师不仅没有当着同学们的面批评这位同学，反而微笑着走到他身边，询问事情发生的经过，耐心地给他讲道理。” 　　石老师的微笑甚至影响到马莉对待工作的态度。凡是到慈善总会来寻求帮助的人，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只要跨进马莉办公室的大门，她都会以笑脸相迎。 　　“我上小学那会儿，石老师还很年轻，没有结婚。除了上课，石老师便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学生身上。她总是抽出时间和学生在一起，和学生们做游戏，有时，石老师还组织学生一起去野外郊游，给学生讲好听的故事。后来，石老师结婚了，同学们都开始担心结婚后的石老师有了自己的家庭，肯定不会再经常和学生在一起了。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结婚后的石老师不仅依然像以前一样，经常与同学在一起，而且还动员她的丈夫也加入到大家的活动中来。 　　在班上，石老师不仅关注那些学习成绩好的同学，而且更关注那些学习一般的同学，在石老师的眼里，没有差生这个概念。最为重要的是，石老师从来不以考试分数来衡量一个学生。班里学习成绩很一般或者调皮的学生，反而是石老师最关心的。石老师特别善良，也特别善解人意，她知道谁最需要帮助，哪位同学最需要关心。当时，班里有一个学生身体有残疾，家里也比较贫困。由于家里对这个孩子不好，这个同学经常吃不饱饭。最初，他偷偷地把生面带到学校，等课间操的时候一个人躲在教室里用铁锨在火炉上烤面饼吃。有一次，正当这个同学又在教室里烤面饼吃的时候，石老师走了进来。看到眼前的一幕，石老师什么话也没说就把这个同学领回了家，给他做了一顿丰盛的饭菜。从此后，石老师家的餐桌上，多了一个吃饭的孩子。 　　石老师所做的一切，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老师用实际行动在教育着我们，她虽然没有要求我们如何如何去做，但我们都知道，老师是如何做的。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甚至大学，教过我的老师少说也有十几位，但只要一提到‘老师’这两个字，我的脑海里立即就浮现出石老师的影子。她的微笑，她的充满爱心的眼神，多么让人难忘。我的眼前总会出现这样一个场景：一群调皮的孩子正围着她问各种问题，而她总是那样耐心地回答。” 　　说到这里，记者发现，马莉的眼圈微微泛红，她已经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之中了。马莉告诉记者，直到如今，只要同学聚会，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谈论起石秀兰老师。(■本报记者 蒋夫尔) 　　姐弟俩话心目中的好老师——悉心关爱 永世难忘 　　“妈妈，这就是杜老师的家。有一次杜老师从别人家吃酒回来，收了一大包糖，全部塞到我的口袋里了。”18岁的调皮学生王豪考上大学了，可是10年前小学杜老师塞给他的那把糖，至今还甜在他的心窝里。8月24日，他和母亲提着一大篮鲜鸭蛋来感谢给过他关爱的老师们。 　　王豪和他的姐姐王娟是记者看着长大的两个孩子，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两孩子幸又不幸。不幸的是，在王娟5岁王豪才1岁的时候，他们那曾经是军人的父亲就去世了；幸运的是，他俩无论是读小学还是读中学，都十分幸运地遇上了极富爱心的老师们。正是因为有了那些平凡而又普通的老师们对他们俩的关爱，17年以后，王娟成长为一个优秀的小学老师，王豪今年也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长沙理工大学。 　　王娟和王豪家在农村，但小学和中学都是上的城区学校———湖南省衡阳市解放里小学和衡阳市第三中学。两所学校都不是重点，也没啥名气，只是离家近。但是，两所学校都有极富爱心的老师，并且很幸运地让姐弟俩遇上了。8月24日，已是长沙市洞井中心小学英语教师的王娟，一边准备开学工作，一边与记者谈起她的老师。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恩师是小学的文老师。文老师那时可能刚中师毕业，漂亮极了。才上小学时，我父亲刚去世一年，在家务农的母亲整天以泪洗面，经常是一头挑着新鲜蔬菜上街叫卖，一头挑着才1岁多的王豪。文老师知道这些情况后，特别关照我，替我跟校长说情免我的寄读费，记得是40元钱，可我看见文老师是红着眼圈从校长室里走出来的。当时我不懂，现在看来，文老师肯定是因为替我说话，受了很多委屈。而且，现在我也明白了文老师当时为什么对我和弟弟特别关爱，因为文老师与我俩有着同样的身世，甚至更悲惨：文老师是个遗腹子，根本不知道父亲长什么样。 　　文老师一直教了我6年，以后又是弟弟的班主任。在前后长达近10年的时间里，文老师对我们姐弟俩给了无限的关爱。春游我没钱，文老师组织班上同学捐；野炊要交钱，我们姐弟破例只带点青菜就行；弟弟鞋子烂了，文老师从家里拿来一双崭新的胶鞋；我初中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中专了，文老师从口袋里掏出100元——要知道，那时她月薪才200多元。不仅如此，对我们姐弟俩的学习，文老师也抓得很紧。” 　　刚刚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王豪，也接过姐姐的话茬说：“对我们好的老师不止文老师一个，教数学的杜老师，中学的曾老师都很关心我们。而且，这些老师不光是对我们姐弟俩好，对别的同学也极富爱心。” 　　“没有这些老师就没有我两个孩子的今天。”姐弟俩的母亲说，“因为老师的关爱，俩孩子身心健康成长，不像个没爹的孩子。王娟初中毕业，考虑到家里的实际情况，成绩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的王娟选择了上中专，以早点工作补贴家用，如今她已为弟弟读书掏了3万多元。”不仅如此，王娟现在还特别关照那些家境贫寒的孩子。她说：“给他们一点点关爱，他会一辈子记住你的。”(■本报记者 李伦娥) 　　一个年轻银行职员的讲述——教师职业 辛苦不易 　　27岁的李玲是成都市某银行职员。爱笑的她有很多朋友。工作7年，李玲从基层储蓄所考调进入总部。很多人都认为在银行工作很不错，但李玲却有一个梦想：在40岁左右成为一名幼儿园教师。 　　李玲的妈妈是一名初中英语教师。她说：“在我的心中，妈妈是一个严母，也是一个严师。” 　　李玲讲了小时候发生的一件事。小学四年级的一天，李玲放学回家后找妈妈借红墨水笔，准备划重点。妈妈听后，想也没想就问：“是不是拿来改卷子上的分数。”这句话，令小李玲非常吃惊，又很伤心。她默默走开，从此再不提这件事。 　　现在想起，李玲说：“我妈妈就是一个传统严师的形象。作为女儿，我更多的看到的是家庭中的母亲，她身体不好，每天早出晚归，很辛苦，几乎没有娱乐与放松的时间，也没有看书、自我学习与相夫教子的时间。” 　　10余年的求学生涯，给李玲留下最深印象的老师，也是一名严师。“我的小学班主任，教语文，非常严厉，我们都怕她还恨她。”李玲说，这个老师布置作业从来不写黑板，全部口述。而且，作业在课本里找不到，都是课外书上的。常常是老师站在讲台上念作业题，由于念得太快，下面的学生忙得鸡飞狗跳，全班只有个别学生可以完整记下作业，其他同学都只有轮番抄。 　　“到现在，不恨她了，而是感谢。因为她独特的教学方法，我们这个班出去的学生，语文成绩都不错。”所以，李玲认为老师应该有自己的特色。 　　通过与同事的交流，李玲得出结论：“现在的老师不容易。要备课，要自学，还要考虑所有小孩子和家长的感受。过去的家长把孩子交到学校总是说‘请老师好好教育，该打就打，该骂就骂’。现在的家长却有很多的想法和看法，有的对，有的却是无理取闹。” 　　李玲说：“教师从来就是一个辛苦的职业，要做一个尽职尽责的好教师，是非常考验人的。”李玲说自己想做教师，与这个行业本身的吸引力无关，而只是个人的喜欢而已。 　　李玲的讲述或许在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中是有代表性的。他们经历了传统教育下的传统教师，如今看到与感受到的却又是现代教师的形象：教师从神坛上走了下来，从光环中走了出来，更加真实，更加清晰，也更为引人关注了。(■本报记者 胥茜) 　　新华社年轻女记者眼中的教师——默默奉献 伟业千秋 　　20多岁的湖北姑娘孟昭丽，是新华社宁夏分社主要跑教育口的记者。干记者这行几年来，凭着那份敬业和勤奋，她写下了许多反映宁夏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好稿。无论是对教育还是对教师，她都有着深厚的感情。在同她的谈话中，她总是喜欢把“教师”称作“老师”，她觉得这个称谓是那么的亲切。她深情地向记者谈起了她的第一位恩师。 　　“在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教语文的班主任胡老师，对学生要求很严。刚开学的那段日子，我很怕她。可就在这学期，一次课间，我不小心将腿磕伤了。那个时候，我父亲在外面忙生意，母亲还要忙着收割小麦。每天放学的时候，我总是一个人傻傻地坐着。胡老师看到了，就先送我回家，然后再送儿子回家，就这样我默默地坐在她的自行车上，一坐就是一个月。” 　　小孟讲到这里，眼睛有些潮湿。她说，也许在很多人眼里，这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但老师对学生的爱正体现在这生活的点点滴滴中。沉思了一会儿，小孟接着说。 　　“正因为如此，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十分渴望当一名老师，在我的心灵深处，教师的职业是那么神圣，我欣赏老师那特有的无私的爱。我当时想，如果我当上老师，我一定会鼓励更多的学生走好人生的每一步。然而，最后的命运却没有安排我成为一名教师，而是当上了一名记者。也许与教师有前世未了的缘分，在记者分工时，我被分配跑教育口。 　　几年来，在对宁夏教育的采访中，教师的形象又一次在我的心中得到升华。听说银川八中实行导师制，我马上来到这里，采访中，我了解到，该校的老师放学后不辞辛苦家访，帮助一些家庭困难的学生解除后顾之忧，和一些有心理负担的孩子促膝谈心，鼓励他们上进；在银川十中，我看到杨景朝老师的办公桌上摆着上百封信，他一一解答，为的只是让孩子有个倾诉的地方，给孩子加把劲；在灵武市东塔中学，我得知为了适应新课程改革，这里的教师已连续三年没有好好休假了，他们个个都整天在努力学习新课程的教学理念和方法。” 　　小孟说宁夏是她的第二故乡，在一所所学校采访时，她一次次地被感动，正是这些朴实无华的老师，为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在默默奉献着。更重要的是，学生从老师那里学到的不仅仅是知识，还有做人的原则和方法。(■本报记者 陈晓东) 　　《中国教育报》2004年9月8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