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1956年3月5日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县东北乡一个农民家庭。幼年时代即遭遇20世纪50年代末期农村社会普遍贫困，他家是上中农成分，连领救济粮的资格都没有。他曾在某一年的大年三十到别人家讨饺子。1976年2月参加解放军来到渤海边上，站岗之余依旧喂猪、种菜。1981年发表处女作《春夜雨霏霏》，此后蜚声中国文坛。 　　近几天来，“助贫寒学子回家过年”活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日前，著名作家莫言捐款500元，希望贫困大学生都能顺利回家过年。同时，寄语贫困大学生通过学习改变命运。为此，新京报记者与莫言就如何理解贫困、如何看待当代大学贫困生进行了对话。 　　贫困的体验令我至今心有余悸 　　记者：您对贫困经历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莫言：对我来说，谈富贵很困难，但是谈贫困很容易。我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那个时代出生的人没有“贫困”经验的非常少。三年饥荒里中国农村贫困到何种程度，即使贫困的大学生、中学生也无法想象。每当提起这种与死亡形影相随的贫困我就心有余悸。 　　记者：这种对于贫困的极端体验对你现在的生活有哪些影响？ 　　莫言：现在让我特别痛心的是，在城市里甚至是乡村里，宴席上简直就是酒山如海，铺张浪费的程度令人发指。所以我一般不想去聚会吃饭，到了那里就老想多吃一点，怕被扔掉浪费。你想，这些被暴殄的食物用来支援贫困的大学生多好呀。 　　记者：你经历了多长贫困时期？如果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你会如何选择？ 　　莫言：贫困的经历整整伴随了我20年，对贫困和饥饿的恐惧影响着我后来的经历和作品，我的小说里有很多贫困的记忆。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我宁愿选择丰衣足食的童年生活。 　　记者：贫困也影响了你的生活道路？ 　　莫言：没有因为贫穷而放弃对理想的追求，这也是我最后成为作家的原因吧。 　　贫困有时是成功的催化剂 　　记者：在你这么多年的文学创作中，是否塑造过贫困生的人物形象？ 　　莫言：原来确实写过关于贫困生的体裁，题目叫《欢乐》。描写了20世纪80年代一个贫困高中生考学的经历，他的母亲到处乞讨帮他攒学费，这个学生本来就承受着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同时四次高考都未能考中大学，最后就选择了自杀，这是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作品。 　　记者：为什么塑造这样一个人物？为什么名为《欢乐》却是一个悲剧的结局？ 　　莫言：这是一种反讽，我也能理解当时这个孩子所处的生活状态，作为一个农村的孩子，改变命运的唯一的出路就是考大学，结果走上了毁灭的道路，这个人物表面上是写高中生的悲剧经历，实际上也是对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一个展示。 　　记者：贫困实际上也会带来心理问题。 　　莫言：“贫困”在现代社会确实会造成大学生自尊心受损，这时候需要一种理想作为动力，通过其他方面的成功来弥补心理落差，我希望对贫困大学生的教育不要停留在“为国家作贡献”这种大而空的教育上，应该教育他们成为一个好人，一个踏踏实实做事的人。大学生的贫困不见得是件坏事，开着豪华轿车上学的孩子多半难成大器。贫穷有时也是成功的催化剂。 　　贫困生的痛苦我们难以体验 　　记者：你所经历的苦难和当代贫困大学生所面临的困境有无相似之处？对他们有无启发？ 　　莫言：这是个很难比较的问题。如果从纵向的历史角度来看，我对他们的贫困并没有太多惊讶，他们今天的生活还是相对幸福的。但是，如果从横向的角度来比较，贫困生与周围较富裕的同学相比较，心理上所承受的压力还是非常巨大的，他们灵魂深处的痛苦是我们不太好体验的。 　　记者：作为一个曾经经历苦难的人，你觉得贫困大学生对贫困应持何种心态？ 　　莫言：我一直认为“寒门出英才”，把贫困当成耻辱是一个误区，贫困是可以改变的，在贫困的生活下能考上大学就是强者，反而是值得骄傲的。与我们相比，他们的前途广阔得多。 　　记者：我们了解到，你五年级时曾经辍学，这段经历对你有何影响？如果贫困生也因贫困而辍学又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影响？ 　　莫言：五年级的辍学对我影响很大，人是群体动物，那时我就像被甩出了某个群体一样，非常痛苦，但同时这段经历又密切了我与大自然的关系，丰富了我的人生经历，变成了一笔精神财富。如果现在的大学生会因贫困辍学，那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但是目前国家都在帮助他们解决学费的问题，情况会逐渐好转起来的。 　　记者：你对贫困生还有哪些建议？ 　　莫言：希望他们能够自强不息地奋斗，通过学习改变命运，获得幸福，但对物质要求不要太高。(新京报) 　　《中国教育报》2005年1月16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