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群体决策有时会比个人决策更好，但是大多数研究发现，群体思维会带来一些不良影响，造成巨大的决策错误。 　　在有些情况下，群体决策比个体决策更保守。更多情况下，群体决策倾向于更冒险。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在会议上、课堂里或非正式群体中，你很想说出自己的看法，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样做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害羞，但也可能是由于群体思维所害。 　　几年前，我有一次特殊的经历。在一次教员会议上，会议主席提出了一个方案，规定每个教员在为学生咨询方面的责任。这个动议提出后，主席等待教员们提出问题，但没人提出问题。大约15秒钟的沉默之后，会议主席询问他可否“催促大家回答问题”(同意投票的代名词)，没有人反对。当主席让表决时，在场的32个教员中的大多数人举手赞成。这个动议通过了，然后会议主席提出会议安排表上的下一个问题。 　　整个过程似乎很正常，但故事并没有结束。会后大约20分钟，一个教授拿着请求书冲进了我的办公室。请求书的内容是，有关学生咨询的动议在会上没有得到充分讨论，要求在下个月的会议上再次予以讨论和表决。我问这个教授，为什么半小时之前他没有提出这个问题，他沮丧地看了我一眼说，会后同别人交谈他才知道，实际上许多人不同意这个动议。在会上之所以没有发言，是因为他觉得只是自己持不同意见。结论：我们所出席的教员会议，被严重的群体思维“疾病”所困扰。 　　上述现象一般发生在群体成员都追求群体意见一致性的情况下，群体中寻求一致性的规范使群体无力采取行动来客观地评估待选方案，不落俗套的、少数人的和不受欢迎的观点，往往难以充分地表达出来。 　　群体思维现象有多种症状表现： 　　群体成员把他们所作出假设的任何反对意见合理化。不管事实与他们的基本假设的冲突多么强烈，成员的行为都会继续强化这种假设。 　　对于那些经常怀疑群体共同观点的人，或怀疑大家信奉的论据的人，群体成员会对他们施加直接压力。 　　那些持有怀疑或不同看法的人，往往通过保持沉默，甚至降低自己看法的重要性，来尽力避免与群体观点不一致。 　　好像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即如果某人保持沉默，大家就认为他是赞成。换句话说，缺席者就被看作是赞成者。 　　关于决策过程的很多研究表明，在不成功的政府决策中，上述症状处处可见。比如，1941年毫无准备的珍珠港事件，美国入侵北朝鲜事件，古巴猪罗湾入侵事件和越南战争事件。尤其重要的是，在成功政策的群体决策过程中，看不到群体思维的这4个特征，比如古巴导弹危机和马歇尔计划的形成。 　　如果个人的观点与处于控制地位的大部分群体成员的观点不一致，在群体压力下，他就可能屈从、退缩或修正自己的真实感情或信念。作为群体的一员，我们会发现，与群体保持一致，即成为群体中积极的一分子，比成为干扰力量对我们更有利，即使这种干扰对于改善群体决策效果是必须的。 　　那么，怎样防止群体思维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呢？首先，群体领导人应该努力做到公正，并培养一种公开咨询和讨论的气氛；其次，群体成员应该像支持群体计划一样，鼓励人们提出问题或批评意见；第三，应请“局外的专家们”对群体成员提出挑战，并给群体带来新的思路；最后，在达到一个共同的意见之后，群体领导人应该安排一个“第二次机会”的会议，使得群体成员能够将萦绕在心头的困惑和保留意见表达出来。 　　在群体讨论中，往往还会出现另一种现象，即群体讨论会使群体成员的观点朝着更极端的方向转移，这个方向是讨论前他们已经倾向的方向。因此，保守的会更保守，激进的会更冒险。这种现象叫群体极化。 　　群体极化是指群体成员中原已存在的倾向性，通过群体的作用而得到加强，使一种观点或态度从原来的群体平均水平加强到具有支配性水平的现象。当群体成员最初的意见倾向于保守时，群体讨论的结果将导致意见更加保守；当最初的意见倾向于冒险时，群体讨论将导致意见更倾向于冒险。事实上，群体极化可以看作是群体思维的一种特殊形式。 　　那么，为什么经过群体讨论，就可以使决策更趋向于极端化呢？关于这个问题，人们有多种解释。社会心理学家认为，通过群体讨论，群体中原来被大多数人同意的意见就得到了加强，所以，原来同意这一意见的人就会更相信自己意见的正确性。这样，原来群体支持的意见，经过讨论后就得到了更大的支持；同理，原来被群体反对的意见，经过讨论后也会得到加强。所以，群体讨论的结果使群体的意见出现了“极端化”，使群体的态度或意见倾向朝两极方向运动，使原来的不同意见之间的距离加大。 　　不过，还有一种非常有道理的说法是，群体决策分散了责任。群体决策使得任何一个人用不着单独对最后的选择负责任，因为没有一个成员能够承担全部责任，即使决策失败。所以会更冒险。 　　《中国教育报》2005年2月26日第4版